Joe's Blog

晚上，我迫不及待地给未婚妻打电话，“Honey，我结婚的行头置办齐了，都是日本的名牌。”她嗔怪道，“花那么多钱干什么？我们在上海的婚礼还要一大笔钱呢。”我喜滋滋地说，“别担心，猜猜我是从哪里搞来的。”“猜不出。”“实话告诉你吧，这是我同学从银座的名牌店里偷出来的。”“What？”这回轮到她目瞪口呆了。电话那头沉默良久。“怎么啦？”我问。她迟疑了一下，终于开口了，“你以前好像不是这个样子的。” 放下电话，我陷入了沉思，我这是怎么了？几年前我还自认是个有志青年，为了国家和民族，一腔热血，上街游行，要清除腐败，要打倒官倒，梦想建立一个民主公正富强的社会；几年过后，我竟然沦落到了黑社会的边缘 …… 我的心里一片迷茫，只有一个念头，“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我要有一个新的开始。”这好像是我唯一可以抓住的那一根稻草。 现在回头看，在日本的这段经历，对我后来愿意接受基督教有着很大的影响。许多中国人接触基督教，常常无法接受的一点就是，基督教认为人人都是罪人，人里面有罪性。这和儒家的“人之初，性本善”是不同的。而对我来讲，这一点却完全不成为拦阻，因为我知道，我之所以从小到大还算个好孩子，就是因为上帝给了我一个很好的环境，有好的父母，好的老师，好的同学，要想变坏也难。可是换了一个环境，稍稍多一点诱惑，我里面的罪性就如此地滋生壮大，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可也就是这么一点点的自我反省，让我在那一位公义的神面前不由自主地谦卑下来，不再那么理直气壮。就像美国人常常讲的，“If you want to understand God, you have to stand under God.” 当然，前提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位上帝存在，要让一个从小在无神论教育下长大，满脑子逻辑，证据，进化论的我去相信的确有神，绝非易事。

我心里还惦记着我们的“高科技产品”，也不知道“老大”买了冲锋枪没有，于是问他，“那事到底最后怎么样了？” 他一脸苦笑，“黄了，真倒霉， Pachinko 更新换代，把数弹子机都换成新的型号了，我们的发射器一次也没用上。” 听了这话，我反而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不管他讲的是真是假，反正我是不想再趟这个浑水了。他也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的意思，话锋一转，问道，“最近在忙些什么？” “啊，忙着准备结婚呐。” 我答道。 “行头置办得怎么样了？西装领带皮鞋，都有了？” “都是原来从国内带来的，日本的衣服太贵了。” 他眼睛一亮，“结婚是人生大事，不能太随便了。这事你别管了， 包在我身上。”然后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我们俩身材差不多，你跟我来。” 跟着他来到东京最繁华的银座，到了一家服装店门口，他把手中的塑料袋往我这儿一塞，说，“你在门口等我一下，我去去就来。”说完，整了整衣服，挺起胸，气宇轩昂地走了进去。我心里隐约猜到又有事要发生了。 果然，二十分钟之后，他腋下夹着个公文包，鼻子上多了一副眼镜，西装革履，一身名牌地走了出来。他不紧不慢地来到我跟前，说，“别发呆了，走吧。” 我站在那儿，目瞪口呆。

庆功宴之后，老大和长脚从此杳无音讯。一天一天地就这样过着，我心里的那一丝担忧也渐渐地淡漠了，反倒有了越来越多的期盼和喜悦，因为我要结婚了。 未婚妻是我大学同班同学，毕业时我们却阴差阳错，一个到了日本，一个去了美国。当时我一心想的是去美国和她团聚，于是便想和公司商量，辞了工作，办因私护照去美国，领导明察秋毫，“你想辞职去美国是不可能的。你的档案在我们手里，我们是不会放人的。公司既然要了你，就不要多想别的了，专心学日语去日本吧。” 没办法，只好曲线救国，先结了婚，再申请去陪读总可以了吧。可是要结婚就得先开未婚证明，领导当然不是吃素的，一眼就看穿了我的“阳谋”，“我们不能给你开这个证明，因为你在日本是不能结婚的。” 我急了，“能不能在日本结婚，我自己会想办法，可是你得先给我开未婚证明，我是适婚青年，你没有理由不给我开呀。”就这样软磨硬泡了好几天，终于领导松口了，“这事我作不了主，你得找总经理。” 总经理是日本人，没办法，只好壮起胆子，直接和总经理谈。结结巴巴和他讲了半天，他终于明白了我想要结婚，于是问我，“你要结婚，找我干什么？” Good question！我也不想找你，可是没办法，这是中国特色。于是又费了半天的劲儿，解释没有他同意，我就没法拿未婚证明，没有未婚证明，就结婚的没有。老总终于明白了，呵呵一笑，“No problem，结婚去吧。” 就这样，过五关斩六将，去拿各种各样的证明。最有意思的去开无艾滋病证明，日本医生一脸严肃，“Jo San，你为什么觉得你会得艾滋病？”嘿嘿，不为什么，被逼无奈而已。 终于手续都搞齐了，开始忙着操办起了婚事。就在这节骨眼上，又在路上碰到了我的同学。

一个星期之后，我们的“技术攻关”有了突破。数弹子机的原理其实不复杂，机器主体由三部分组成，上面一层是紫外线发射器，中间一层是弹子通道，下面一层是紫外线接受器。当没有弹子通过的时候，上层发射的紫外线被下面的接受器接受，大家相安无事；当有弹子通过的瞬间，弹子正好把紫外线挡住，接受器就接受不到信号，这就相当于在电路系统上就产生了一个脉冲，计数器就加一。把原理搞明白了，下面就好办了，如果我们有一个电子脉冲发生器，对着接受器发射，效果应该是一样的。 我和小Q兴奋莫名，连夜杀奔秋叶原－－东京著名的电子元件市场，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回到住处，迫不及待地要验证我们的想法。在昏暗的灯光底下，八只眼睛一眨不眨地盯住了数弹子机的显示屏，我接通了脉冲发生器，对准数弹子机的接收层，将发射频率逐渐加大，1，2，3，4，5，6 ....... 计数器飞速地跳动起来，越跳越快，我们成功了！ “长脚”一拍大腿，“好，太好了。我去找老大来，我们开个庆功宴。” 老大是个壮实的中年人，臂上挽着个台湾美女，两眼炯炯有神。他举起酒杯， “好，大家这几天辛苦了，有了这个高科技的东西，我们这回一定发大了。等这笔买卖干完，我去弄几只冲锋枪来，这块地盘就是我们兄弟的了。” 听了这话，我心里一沉，成功的喜悦被冲走了一大半，心里想：莫不是还真的沾上黑社会了。

出了饭店，跟他来到他的住处，一间小小的房间，阴阴暗暗的，里面出来一个瘦高个，人称"长脚"。彼此介绍一番，寒暄过后，谈话进入正题。长脚说， “ 我们想做更大的买卖，需要你这样的电子专家。”说着，从房间的角落里搬出来一台机器。我问，“这是什么？”他说，”这是pachinko里面数弹子的机器，如果我们能够找出它的原理，直接在这上面做手脚，那风险要小得多，怎么样，看你的啦。” 我心中一动，学了四年的专业，没想到在这儿用上了。现在回头想想，实在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感情我十多年用功读书，最终是为黑社会服务来着。我看了看机器，心里有了6，7分把握，说道，“这个我不敢打包票，尽力而为吧，不过我要找个帮手。”他俩异口同声，“没问题。” 从同学这儿出来，回到家，我找来了和我一同赴日的小Q，他是我认识的电器高手，动手能力极强，当年电子线路课做实验搭电路板（俗称面包板），大多数人若能把结果做出来就欣喜若狂了，而小Q搭的面包板，不但功能强大，而且做的象艺术品一样，连老师都赞不绝口。若是有他相助，我大概至少有九成的把握。和他一谈，我们一拍即合，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们居然学有所用，可以为社会做贡献了，只是那个社会颜色有点深。

到了外面，我急忙问他：“怎么回事？” 他诡秘地眨眨眼睛，“你运气不错。” “少来这套，这里肯定有猫腻，你怎么知道会赢？” 他哈哈一笑，“好吧，实话跟你说，你玩的那台机器我们做过手脚。这里的服务员是我们自己人，晚上没人的时候，他将一个电子开关放进那台弹子机里，你打的时候，我只要按一下口袋里的遥控器，机器就开奖了。” 我半信半疑，“有这样的好事，那你自己发财就是了，拉上我干嘛？” “同一个人天天在那台机器上赢钱，目标太大，换个人比较隐蔽一点。不过，这也不是长久之计，过两天就不能再用那台机器了，不然迟早会出事的。” “那你让内应把电子开关换到另一台机器上不就完了？” 他叹一口气，“你知道什么呀，pachinko老板已经有点怀疑了，我们的内应这个星期做完就要走人了。好了，不说这些了，我们去撮一顿，庆祝一下。” 于是我们找了家饭店，两个人坐下边吃边聊，他问，“你大学是什么专业？” 我说，“电子工程。” “奥，太好了，吃完饭，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我问，“是谁？” “一个朋友，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从小的梦想是当个科学家，在众人面前宣告我的科研成果，造福人类。多年之后，我却站在了教会的讲台上，在众人面前传讲上帝的话语，希望把神的恩典告诉每个人。神好像给我开了个大玩笑，但是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最早接触神，是在大学的时候，也许是89那阵子收听“敌台”，却意外地听到了香港的福音电台，里面讲，“宇宙这么大，你怎么能说没有神？”，我一听，心想这叫什么逻辑，宇宙这么大，你倒找个神给我看看？于是非常淡定地将电台转到了“造谣之音”。 6.4之后，心里的失望可想而知，毕业时正好有公派日本的机会，就去了东京，在街头偶遇小学同学，一见如故。他问，“想不想发笔小财？”我说，“怎么讲？”他说，“请跟我来。” 跟着他来到日本人最喜欢玩的Pachinko（打弹子机赌场）。第一次去，里面的场面还是蛮震撼的，皇宫似的富丽堂皇，一行行的机器，一排排的客人，时不时听见中奖后弹子哗啦啦倒出来的声音，非常地诱人。 他带我到一台比较僻静的机器旁坐下，交给我1万日元，说，“你试试手气，输了算我的，赢了我们对分。”我将信将疑，居然有这种好事，那就试试吧。 半个小时之后，我们拿着赢来的10万日元走出Pachinko。

二次大战时，邱吉尔问斯大林，能不能原谅他在1918-1920年对苏联的干涉？斯大林回答，“所以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这不是我原谅不原谅，这是上帝的事。” 邱吉尔提这个问题，是为了得到斯大林多一点的信任，这对共同地打败希特勒是很重要的。 斯大林也同样要和英国结成同盟，过去的事只能忘记了。但他说了上帝，他知道，世界上很多的事，最终的结果是天命，是上帝的安排。 斯大林当然自认为是无神论者，但其内心是有点上帝的。 在二次大战时，斯大林为了动员一切力量。他召集了苏联的东正教领袖们谈，东正教领袖当然表示全力支持卫国战争，但也提出了革命后对东正教的不当做法，斯大林答应改，答应了几条有利于教会的政策，他后来也做了，直到他死都没有赖掉过。 斯大林的内心里，有点对上帝的敬畏，他肯定不相信人定胜天的。 苏联共产党搞的是唯物主义的无神论，你们老百姓要信上帝的话，也可以，不要来入我的党，也别想在政府里有个好地位（事实上，苏联军队的将军里有不是党员的，士兵带着十字架上战场的）。 苏联共产党的支部书记是只管党员，只管收党费的，不管群众的。群众只认处长所长厂长的。 毛泽东呢？他是相信人定胜天的，尤其在他得意的大跃进时候。他死前几年，回答斯诺有没有上帝的问题时说，“对，是没有上帝的，但是没有这个上帝，人们要创造另外一个上帝，主要使人们精神上有一个寄托。” 毛泽东对上帝的看法，非常的实用，上帝不过是个精神寄托的用处。他没有讲出来的是，他后半生在造神，在造政治和宗教合一的社会，他在把党组织变成中世纪的教庭。支部书记主要管的是群众，老百姓的穿衣用钱夫妻吵架都管得到，你的祖宗亲友都要交代， 你信不信耶稣当然也得交代。在中世纪，被怀疑是异教徒的人，向宗教法庭说，我愿接受上帝的考验，于是受刑。 毛泽东时代的被怀疑是异教徒的人，也得说我接受党的审查和考验，走进隔离室听侯摆布。 毛泽东把他自己造成中国人民的上帝。 J. K. Fairbank (费正清) 正确地指出，中国人的二个缺点，一是非官员对政府的被动态度，二是公民对国家明显地不关心。这也是孙中山感叹的一盘散沙。 这二个缺点都和中国本土的宗教有关系。 从中国国家的领导来看，基督教及其文化，正是改造这二个缺点的有力的工具，是应当给予保护和发扬的。 毛泽东就没有这个治国的眼光，让基督教及其文化在中国起积极的作用。对他不懂得的事，他教条得很，照马列主义说，宗教是鸦片。

神啊，求你起来审判世界，因为你要得万邦为业。(诗篇82:8） 6月4日，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永远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二十四年，弹指一挥间，公义依然没有伸张，冤屈还是没有昭雪，我们等得到那一天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这世界之上有一位神，“他以公义为铠甲，以拯救为头盔，以报仇为衣服，以热心为外袍。”（赛59:17） 到他审判的那一天，一切都必显露，所有的狡辩，阴谋，欺诈，强横，在他面前都显得苍白可笑，共和国卫士也好，六四暴徒也好，五毛也好，公知也好，到那日都要面对面向他交账，他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