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用公共说理取代语言暴力
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徐贲教授，是近年来少有的活跃在中国公共舆论领域的海外学者之一，他对中国公共政治生活、公民社会建设、国民教育、公共文化记忆等议题的持续发声，让他成为一位名符其实的公共知识分子。 他对中国时局的评论广布于各路媒体，以64岁的“高龄”，保持着中青年学者的勤奋与高产。然而，他的“时评”又迥异于一般快餐评论，而是建基于深厚的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功底之上，因此，他的时评不但没有速朽，反而在结集出版后，备受市场追捧。 今年，他又推出《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与《听良心的鼓声能走多远》两本著作，前者系统探讨公共说理与公民理性，后者则是近年有关社会伦理、公民道德与公民社会的又一文集。实际上，他近年在公共领域的持续发声，都是在诠释一名具备公共理性与道德的现代公民，应该如何进行公共说理，他不仅“言传”，而且“身教”。 没有证据的指控就是不讲理 凤凰周刊：您旅居美国数十年，却一直保持着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观察和思考，您如何评价今日中国公共说理的现状？ 徐贲：对今日中国公共说理现状的许多弊病，如偏激、暴戾、武断、敌意和对立、缺乏逻辑、自说自话、缺乏善意、猜测恶毒动机等等，国内许多人都有很深的感受。我写《明亮的对话》，也是有感而为。其实，这并不是一个今天才有的新问题。就像我在书的“后记”里提到的，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晚年开始翻译英国逻辑学家L. S. 斯泰宾的《有效思维》，就是因为对中国公共说理的积弊有痛心疾首的忧虑。 1988年底，吕先生84岁时，将此书译出三分之二后，就停下了。1994年，他得了一场病，此后想译完也译不成了，所以最后是由别人代为完成的。刘培育先生在吕先生的原书里发现了一张不大的纸条，上面有吕先生写的几段文字，很能见出当年吕先生翻译此书的初衷。其中有这么一段：“我翻译这本书，是有鉴于常常看到一些说理的文字里头隐藏着许多有悖正确思维的议论，希望能通过这本书的译本使发议论的文风有所改进，哪怕是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也就使八十多岁的老人把已经极其有限的工作时间用在这个译本上不为无益了。” 我之所以愿意花时间写《明亮的对话》，也是出于和吕先生相似的心情。吕先生是一位语言学家，30年前，他对公共说理的感觉比一般人敏锐。今天，他的感觉已经成为许许多多人的共同感觉，关注中国公共说理弊病的人们各行各业都有。这应该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