遮眼看天：快跑，再晚就来不及了
1933年，爱因斯坦逃离纳粹德国，前往美国。据高晓松《鱼羊野史》记述：爱因斯坦的逃离对全世界的科学界来讲是一个重大标志性事件。大家知道，之前德国是全世界科学最发达的国家，在1933年，也就是爱因斯坦逃离的那一年，美国总共才有五个人获得过诺贝尔奖的自然科学奖，而德国这时候已经有三十一个人得过诺贝尔奖了，是美国的六倍。
爱因斯坦永久放弃德国国籍72年后，德国决定将2005年命名为“爱因斯坦年”，将爱因斯坦的政治信条刻在政府大楼上：“国家是为人而设立的，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
爱因斯坦是个大牛人，但我认为他最牛的地方不是发现了相对论，而是他对政治的高度敏感。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正式就任德国总理，德国进入纳粹时代。
就在同一天，爱因斯坦携妻子爱尔莎一道，成功逃离德国，踏上了去美国访问的旅途。
纳粹对犹太人的歧视、迫害，早在希特勒攫取最高权力前就已经开始了，只是程度远没有后来那么严重，但爱因斯坦还是从一些纳粹的日常表现中看到了危险。
1931年，在一封写给朋友的信中，爱因斯坦表明了自己想要放弃德国国籍的想法。“议会的解散，经济的崩溃，纳粹分子的巷战，共和党的软弱，所有这些预示着将要到来的灾难。”
在希特勒还没有执掌政权时，爱因斯坦就在考虑永久地离开德国了。
希特勒一上台，便立即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清除犹太人的文化影响。
1933年3月2日，爱因斯坦，还有一批艺术家和作家，遭到了纳粹党报《民族观察者》的猛烈抨击。
1933年3月10日，爱因斯坦在美国发表讲话：“只要我还能有所选择，我只愿意生活在一个政治自由、宽容且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国家里。
言论自由和书面发表政治意见的自由也是政治自由中的一个部分，尊重个人信仰是宽容的一部分。这些条件目前在德国都不存在。
在那里，特别是那些以促进国际间相互理解为事业的人正惨遭迫害。”
1933年5月，负责宣传的戈培尔煽动了德国国内的“焚书行动”（焚烧政治上不正确的图书）。
诗人海因里希·海涅曾经预言性地认为，从焚书到烧人仅有一步之遥。远在美国的爱因斯坦拒绝了德国大使让他返回德国的命令，而是乘船返回欧洲，于5月26日到达布鲁塞尔的德国公使馆，交还护照，宣布放弃德国国籍。
从这一刻起，爱因斯坦永远地与德国断绝了关系。
与爱因斯坦同样对纳粹有清醒认识的人还有德国的哲学家卡西勒。1933年春天，希特勒当上德国总理不久，卡西勒就洞察了纳粹的本质，他毫不怀疑纳粹会做出任何疯狂的举动。
将犹太人赶尽杀绝，是纳粹党的目标，这一目标也从来没有改变过。
卡西勒私下对妻子说：“我们这种人在德国没有什么可追求，也没有什么可期盼的了。”
又说：“我猜想这个政权将持续十年，但是它激起的邪恶可能持续一百五十年。”
1933年5月2日，希特勒当上德国总理后的第四个月，卡西勒辞去汉堡大学校长职务，及时逃离了德国，他先是在英国牛津大学讲学，后又去了瑞典和美国授课，1945年在纽约逝世。
当戈培尔焚书的消息传到另一位思想巨匠弗洛伊德耳里的时候（弗洛伊德的书也在焚毁之列），生活在维也纳的弗洛伊德颇为天真地说：“他们进步多了！要在中世纪，他们烧掉的就是我了，如今他们只烧我的书就感到满意了。”
此时的弗洛伊德认为纳粹只会焚书，不会烧人。
至少，作为奥地利公民，弗洛伊德认为自身是安全的。但弗洛伊德的天真很快就碎了一地。
1938年3月11日，德军侵入奥地利。
朋友最终用“泰坦尼克号”上二副的故事说服了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终于下定决心带全家移民英国，但此时已经困难重重了。万幸的是，国际社会对弗洛伊德个人的安危表达了强烈的关注。
按照总统罗斯福的指示，一辆美国使馆的汽车日夜停在弗洛伊德住所附近。一旦弗洛伊德的生命受到威胁，这辆汽车就以美国的名义进行干预、拯救。
迫于国际压力，纳粹德国同意弗洛伊德出境，但是必须缴纳超过3万马克的“帝国逃亡税”。
6月4日，弗洛伊德和他的家人乘火车离开了维也纳，定居于英国伦敦。
像爱因斯坦、卡西勒、弗洛伊德这样及早逃离了的犹太人，相对数字是很小的，有大量没有逃离的犹太人死于纳粹的大屠杀中。
这其中，有很多人本来是完全可能在纳粹统治的早期逃离的。
而他们之所以没有逃离，最终在大屠杀中丧生，最重要的原因，一是对于德国的热爱，一是对于纳粹的错误认知。他们不愿意相信德国最终没有他们的容身之。
例如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弗里茨·哈伯便是一位曾经把自己全身心奉献给德国，并且自以为崇高的犹太科学家。
在纳粹上台后，哈伯被驱逐出境，因此精神大受打击，第二年（1934年）便去世了。
爱因斯坦和卡西勒先跑了，携全家一起，风清云淡；
弗洛伊德跑晚了，扔掉一大笔财富，还饱受各种刁难，但总算是跑了；
剩下的那些在大屠杀开始后才想起要跑的，则完全跑不了了。
历史告诉我们：在任何时代，在一秒钟内看到本质的人，和花半辈子看不清的人，命运自然是大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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