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行27——海德堡 Heidelberg（下）
从圣灵教堂往北走不多远，不经意间便到了内卡河边，老桥（Alte Brücke）横跨两岸，是海德堡不容错过的打卡之地。桥体采用的是内卡河谷的红色砂岩，修建于18世纪末（1786—1788），由普法尔茨选侯卡尔·特奥多尔（Karl Theodor）主持完成。在此之前，这里曾多次架设木桥，却反复毁于洪水与战火；正是长期的破坏经验，最终促使人们选择以石桥取代脆弱的木质结构。
走到桥旁，最先吸引游人目光的，往往是那只著名的狒狒铜像（Brückenaffe）。它手持镜子，直视来人，一旁的铜牌上刻着一段略带调侃的文字：“你为什么在这里盯着我看？难道你没见过海德堡的老猴子？环顾四周你便会发现，到处都有我的同类。”在这里，照镜子的狒狒正是人类虚荣与自负的象征。
如今，这只老猴子早已成为游客最亲近的城市符号之一。人们触摸它的不同部位，也被赋予了各式各样的寓意：据说摸一摸狒狒右手的“魔鬼之角”，意味着将来还会重返海德堡；触碰镜子预示着财运；而摸摸狒狒身旁的小老鼠，则被视作子嗣兴旺的象征。
走上老桥，中世纪的桥门作为昔日城墙的一部分被保留下来，像一道从城市内部通向河流与自然的门槛。如果不抬头细看，很容易错过城门上的那块铭文。它用18世纪的文字记录着一个转折点：延续了近五百年、一次又一次毁于洪水与战火的木桥，在1784年那场特大洪水之后，终于画上句号——卡尔·特奥多尔选侯下令，在原址修建一座石桥。城门上关于建桥的铭文，与桥墩上刻进石头里的水位线彼此呼应——一边记录着自然的失控，另一边记录着人类的回应。
老桥的命运在20世纪再次被改写。1945年3月29日，在二战接近尾声之际，德军炸毁了包括老桥在内的内卡河桥梁。战后，海德堡市民自发发起捐助行动，重建工程于1946年启动，并在1947年重新落成。今天行走在桥上，很难将它视作某一个年代的遗产：脚下既是18世纪的工程理性，也是洪水留下的刻痕，更叠加着战争与重建的回声。
桥上还分布着几座雕像，靠近老城一侧的是卡尔·特奥多尔选侯像：他身披斗篷，姿态从容，呈现的并非武装君主，而是一位启蒙时代的世俗统治者。雕像基座上下两层的河神形象，象征其统治范围内最重要的河流——莱茵河与摩泽尔河、多瑙河与伊萨尔河，将权力与地理、秩序与自然并置呈现。不远处伫立着智慧女神密涅瓦（又名雅典娜），呼应选侯对艺术与科学的重视；而在桥的北端，桥梁守护圣人约翰·内波穆克静静俯视河水，延续着中欧桥梁文化中对水患与行旅安全的传统祈愿。
卡尔·特奥多尔选侯雕像
站在桥中央回望，城堡悬于山坡之上，教堂塔楼与屋顶层层展开；低头则是内卡河缓缓向前。老桥之所以成为“打卡点”，并不只是因为视野开阔，而在于这里恰好汇聚了海德堡最典型的几种尺度——权力与学术、自然与灾难、严肃的纪念与轻盈的玩笑。它们在桥上并肩存在，让这座城市的历史显得真实而可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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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晚的海德堡城堡 |
从老桥回到老城，行人并不算多，一步一景，街巷在转角处悄然展开。正是在这样的拐弯处，视线忽然被一尊高悬在街角的圣母像所吸引。她立于贝壳形的壁龛之中，头戴王冠，金色光芒在阳光下闪烁，怀中的圣婴安静而自然。行人来来往往，很少有人特意停下脚步，但这尊雕像却始终在高处俯视街道，像是守护路口的存在。它不属于教堂，也不需要仪式，只是被安放在日常生活的路径之上，在这样不经意的转角，静静陪伴着行走其间的路人。
沿着老城的街巷继续向前，视野在大学广场一带忽然被一座体量宏大的立面所占据——这便是耶稣会教堂（Jesuitenkirche）。与圣灵教堂的克制内敛不同，它几乎不掩饰自己的存在：红色砂岩在阳光下显得厚重而庄严，立面层层展开，雕像与线脚沿着中轴向上延伸，像是一种明确而自信的宣告。站在广场中央仰望，很难不被这种巴洛克式的气势所包围。
这座教堂建于18世纪，是天主教在反宗教改革时期重返海德堡的重要标志。它紧邻大学广场而立，本身就像一段被“写进城市中心”的信仰宣言——在一座以新教传统和学术精神著称的城市里，耶稣会教堂并未退居一隅，而是选择正面进入公共空间。也正因此，它与周围的大学建筑、广场日常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并置：一边是学生来往、谈笑与匆匆脚步，一边是高耸的立面与沉默的圣人雕像。
若低头留意，广场的石板路上藏着几处容易被忽略的记号。最显眼的一块圆形碑文，刻着一个熟悉的名字：
马丁·路德
（1483–1546）
为纪念他在奥古斯丁修道院的停留
以及他于1518年4月26日
在此进行的海德堡辩论
——1983年“路德年”立*注
1518年4月26日，马丁·路德来到海德堡，这是他在威登堡教堂门上贴出“九十五条”的六个月后，但他并非以“宗教改革者”的身份，而是作为奥古斯丁修会的一名神学教授，在修会内部的一次学术会议上进行辩论。在这场被后世称为“海德堡辩论”（Heidelberg Disputation）的讨论中，路德系统地提出了后来被称为“十字架神学”的核心思想。他直面当时主流经院哲学与神学传统，明确区分了两种看待世界与信仰的方式：一是“荣耀神学”，相信人可以通过理性、善行与功绩逐步接近上帝；另一种则是“十字架神学”，强调人类理性与意志的根本有限，认为真正的认识只能来自对自身软弱与罪性的承认，并在受难与失败中与上帝相遇。对路德而言，上帝并不显现在人的成功与荣耀之中，而恰恰显现在被否定、被钉十字架的地方。这一立场在当时极具冲击力。它不仅挑战了赎罪券制度和功德观，更动摇了中世纪神学赖以维系的理性—功绩—救赎的逻辑结构。与其说路德在这里提出了明确的改革纲领，不如说他在海德堡第一次公开而完整地重塑了一种全新的神学语言——从“人如何上升到上帝”，转向“上帝如何在人的破碎中显现”。海德堡辩论的重要性，还在于它吸引了一批年轻学者的注意，其中包括后来成为改革派重要人物的马丁·布策（Martin Bucer）。正是在这里，路德的思想第一次获得了跨越修会与地域的理解与传播，为宗教改革从个人抗议转向更广泛的思想运动奠定了基础。
而不远处的另一块地面铜牌，则将时间骤然拉入20世纪。上面刻着德国启蒙思想家莱辛（G. E. Lessing）的话：“凡经印刷之物，便属于整个世界，永远如此。无人有权将其焚毁。”紧随其后的文字，却令人停下脚步：
1933年5月17日，
就在这个广场上，
国家社会主义者（指纳粹分子）
焚烧了被他们迫害与放逐的作家们的书籍。
碑文以冷静的语言，将思想自由的宣言与历史的背叛并置，让脚下的空间成为一段无法回避的记忆。站在大学广场，很难不感受到这种时间的叠加：一边是16世纪宗教改革的思想辩论，一边是20世纪极权对思想的焚毁；一边是学术自由的起点，一边是它被暴力践踏的瞬间。海德堡并未将这些记忆集中到某一座纪念碑中，而是选择把它们嵌入日常行走的路径——当人们不经意地从碑文上走过，历史便再次被唤起。
沿着大学广场继续前行，广场一侧那座外观克制、比例端正的建筑，便是被称为老大学（Alte Universität）的海德堡大学。它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386年，由普法尔茨选侯鲁普雷希特一世（Ruprecht I）创立，是德语世界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它并非最初就拥有今日所见的宏大建筑，而是在数百年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一套稳定的学术空间与制度。老大学所代表的，正是海德堡大学从中世纪修道院传统，走向近代世俗学术共同体的关键一步。
走入老大学内部，最核心、也最具象征意义的便是大礼堂（The Great Hall）。这座大厅是在1886年大学创立500周年之际重新整修完成，采用带有回望意味的巴洛克风格，用于学位授予、重要典礼与学术仪式。正前方的油画以智慧女神雅典娜的战车为中心，象征理性与知识的引领；而在她身后所排列的，并非神话人物，而是海德堡大学历史上的杰出教授。他们被置于女神之后，寓意学术并非个人的荣耀展示，而是在理性传统引导下不断延续的共同事业。沿着大礼堂两侧的墙面，密密刻写着历代教授的姓名，将个人学术贡献纳入大学的集体记忆之中。
老大学、大礼堂与学生监狱并肩存在，构成了一组耐人寻味的对照：一边是理性、秩序与学术传统的庄严表达，一边是青春、越界与生命力的直接记录。正是在这种张力之中，海德堡大学呈现出它完整的样貌——不仅是一座孕育思想的殿堂，也是一处允许年轻人试探边界、留下痕迹的生活空间。而正是这些被允许存在的“不严肃”，让这座拥有六百多年历史的大学，始终保持着一种与时代同步的生命力。
也正是在这样的地方，海德堡的气质变得清晰：它不是一座只讲浪漫与风景的城市，而是一座愿意让思想的光荣与阴影同时留在公共空间里的城市。大学广场并不要求人停下致敬，却在低头的瞬间，让人意识到——学术与自由，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曾在这里被争取、被辩论、也被焚毁过的现实。
*注 路德年是德国为纪念马丁路德诞生500周年，把1983年定为“路德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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