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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少杰: 毛泽东怕什么?

在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毕竟还拥有着能够让毛泽东多少感到有些害怕的东西。 毛泽东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简言之,是一个自称是“无法无天”的人,更是一个确确实实做出了许许多多“无法无天”的事的人。可就是这么一个人,居然还有害怕的东西。 而能让毛泽东多少感到有些害怕的东西,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呢?简言之,是一种叫做“历史”的东西。 导 言 笔者曾在拙文《略谈中国史学双重职能》中引述过刘少奇的两段话: 1962年7月一天,中南海游泳池畔,毛泽东质问刘少奇:为什么不顶住邓子恢、陈云等人的右倾举动?刘一向顺从毛,但此次竟“有些动感情”地顶了毛:“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刘少奇做错事时害怕历史,受冤屈时也寄希望于历史。他晚年爱说这样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读者可能会由此而追问笔者:那么,毛泽东对于历史是持什么态度呢?是不是也像刘少奇那样:或是在做错事时惧怕历史呢?或是在受冤屈时寄希望于历史呢? 笔者曾就此问题作过长时间思考并形成一些看法,概言之,由于毛泽东和刘少奇所拥有的政治经历不尽相同,故而他们所遭遇的历史问题也不尽相同:毛泽东有类似于刘少奇因做错事而“惧怕历史”的问题,但无类似于刘少奇因受冤屈而“寄希望于历史”的问题。 就中共高层权力角逐最终结果来看,毛泽东无疑是最强者,是最善于整人的人,所以也就不存在因挨整而受冤屈的问题,以及不存在因受冤屈而“寄希望于历史”的问题。 诚然,毛泽东在其政治生涯中也曾挨过整,也曾受过冤屈。例如,他在江西苏区时就曾被指责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被奚落为一个狭隘经验主义者,即一个没有出过国留过洋而只擅长在山沟沟里打转转的人,一个没有读过许多马恩列斯原著而只熟悉诸如《三国》、《水浒》那类旧书的人。 然而,毛泽东已经把自己挨整的事给摆平了,甚至平过了头。例如,他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就已经把那些整过他的人都给整治了一遍,甚至把那些虽没有整过他但也没有推崇过他的人都给整治了一遍;已经把自己曾蒙受的冤屈都给雪清了,甚至把自己曾有过的污点也都给洗白了,以至把自己洗成一个没有任何瑕疵的人,一个通体透白并白到匪夷所思程度的人,毋宁说是一个完全超凡脱尘的神。 无庸置疑,毛泽东在历史上做过许多错事,许多后果极为严重的大错事,比如做过发动“大跃进”致使数千万人饿死的大错事,又比如做过...

今天,我们都是香港人!

香港的局势,有点像当年的八九六四了。 现在不是占领中环的问题了,而是占领全香港,而是罢课罢工的浪潮汹涌澎湃。 习近平如果稍微松口,哪怕答应学生们的部分要求,那么他在中共党内的对手,也就是那些既得利益者和贪官污吏们,会立即对他发难,置他于死地,让他成为第二个赵紫阳。 而学生们是没有退路的,如果他们这一次后退了,那么香港2017普选就成为一个笑话。 所谓的港人治港,不过是一张画饼。 双方都没有退路。 当年邓小平如果不对学生开枪,答应学生的部分要求,至少在政治局常委里是不会到太大麻烦的。 人家都得听他的,他掌握了枪杆子。 当年的总书记是赵紫阳,本来就是一个民主派。 所以那个时候如果邓小平对学生让步了,还不至于翻天。 今天的政治局常委里都是些什么人,都是谁安插进去的,这一目了然。 太上皇还没死,李鹏那老贼还在想法子护住他那两个革命接班人。 习近平之所以可以掌控住局面,这是因为他手里有每个贪官的把柄,他可以使用各个击破的办法收拾那些政敌。 而那些政敌暂时还拿不到他的什么把柄。 但如果习近平对港人让步了,他那些政敌就可以联合起来,抓住这个把柄干掉他。 周永康还没定案,薄熙来还没死,曾庆红还红着呢。 中宣部还是在这些人手中。 如何收拾今天的这个局面呢? 武力清场,如果只使用非致命武器,学生们会再次上街,而且规模会越来越大。 如果使用致命武器,中共看来今后不想跟外国做生意了。 香港可不是北京,今天的中国的经济规模也不是1989年时的水平了。 在经济制裁导致千百万工人失业,引来一连串的连锁效应后,问题可就不光在香港了。 在香港杀人后,还要不要台湾了? 是的,干脆出兵把香港戒严,顺便拿下台湾,岂不是一了百了? 可是今天中国既没有毛泽东,也没有邓小平了,当然更没有普京。 毛和邓都不敢做的事,今天这帮子人敢做? 再说了,那些个发号施令的高官和领兵打仗的将领们,要么他们的孩子孙子都跑到美国欧洲享福去了,要么他们的存款或房地产都在欧美。 NSA或中央情报局要是漏点风声出去…… 现在,摆在政治局面前唯一的选项,就是和学生们谈判、妥协。 谁不同意妥协,就让谁去领兵镇压,血洗香港。 说实在的,在仔细阅读了那些学生娃子的诉求后,我发现他们不过只是要求进行一次真正的普选,选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 为何不能让他们选? 那些年轻人从未挑战大陆或者要求独立,他们只不过要求共产党不要管太多,不要总是替他们做主,...

潘知常:从《水浒传》到“水浒气”

一、关于“伤害”的美学思考 (一)被社会伤害以后该如何去回应社会   从终极关怀的角度看中国文学,除了杜甫以外,还值得特别加以讨论的,是《水浒传》与《三国演义》。   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当然与近年来我反复提及的《三国演义》与《水浒传》都亟待重新评价这一看法密切相关。   在开讲《向头顶的星空致敬》中,我已经指出,希望能够重新评价《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并且,应该从新的四大名著的排名中把它们剔除,为什么要如此呢?现在,终于可以详细地谈谈自己的全部理由了。   简单概括一下,《三国演义》讨论的是公元三世纪的一场跨时代的世纪动乱,九十六年,几乎是一个世纪,整整将近一百年的时间,始终是在打仗。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然后三国归晋,仅仅出现十一年的和平生活,紧接着又打仗,这就是我们所常常提及的所谓魏晋南北朝,一共是三百九十四年。无疑,这应该是所有中国人心中的大悲与大痛!而《三国演义》必须回答的也就是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一下子竟然会乱成这个样子,将近四百年的时间,整个祖国大地都成了战场。可惜,站在世界超一流的长篇小说的角度回顾一下,我必须说,《三国演义》回答得无论如何都不能算好(详细的讨论,请参见下一讲)。   《水浒传》讲的是中国公元一千一百一十二年到公元一千一百二十二年这十年间的事。这十年间,中国山东境内,宋江带着他一帮弟兄聚众造反、笑傲梁山。相比之下,假如《三国演义》是讲的历史大事件,《水浒传》讲的就是历史小事件。但是,《水浒传》到底写的是中国人怎样的一段心路历程,或者说,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去概括这个历史小事件?写的是农民起义?但是,其中的108将,有谁是农民?有人统计了一下,曾经在宋朝各级政府当过公务员的33人,打家劫舍的黑社会人物25人,地主、富农家庭的10人,私营企业主9人,打渔出身8人,吃技术饭6人,小偷出身3人,其他出身14人。而且,“杨志卖刀”,开价是3000贯钱,相当于现在的90万人民币,金枪手徐宁的祖传宝铠“雁翎甲”,价值三万贯,相当于现在的900万人民币。林冲买了一把宝刀,一千贯钱,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30多万。显然,在这当中,除了陶宗旺以外,实在没有一个是农民。   那么,《水浒传》到底写的是什么呢?在我看来,《水浒传》写的应该是一个被社会伤害以后该如何去回应社会的故事。或者说,当社会伤害了你以后,你该怎么去回应这个社会?   显然,这个问题在中国...

徐贲:用公共说理取代语言暴力

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徐贲教授,是近年来少有的活跃在中国公共舆论领域的海外学者之一,他对中国公共政治生活、公民社会建设、国民教育、公共文化记忆等议题的持续发声,让他成为一位名符其实的公共知识分子。   他对中国时局的评论广布于各路媒体,以64岁的“高龄”,保持着中青年学者的勤奋与高产。然而,他的“时评”又迥异于一般快餐评论,而是建基于深厚的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功底之上,因此,他的时评不但没有速朽,反而在结集出版后,备受市场追捧。   今年,他又推出《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与《听良心的鼓声能走多远》两本著作,前者系统探讨公共说理与公民理性,后者则是近年有关社会伦理、公民道德与公民社会的又一文集。实际上,他近年在公共领域的持续发声,都是在诠释一名具备公共理性与道德的现代公民,应该如何进行公共说理,他不仅“言传”,而且“身教”。   没有证据的指控就是不讲理   凤凰周刊:您旅居美国数十年,却一直保持着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观察和思考,您如何评价今日中国公共说理的现状?   徐贲:对今日中国公共说理现状的许多弊病,如偏激、暴戾、武断、敌意和对立、缺乏逻辑、自说自话、缺乏善意、猜测恶毒动机等等,国内许多人都有很深的感受。我写《明亮的对话》,也是有感而为。其实,这并不是一个今天才有的新问题。就像我在书的“后记”里提到的,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晚年开始翻译英国逻辑学家L. S. 斯泰宾的《有效思维》,就是因为对中国公共说理的积弊有痛心疾首的忧虑。   1988年底,吕先生84岁时,将此书译出三分之二后,就停下了。1994年,他得了一场病,此后想译完也译不成了,所以最后是由别人代为完成的。刘培育先生在吕先生的原书里发现了一张不大的纸条,上面有吕先生写的几段文字,很能见出当年吕先生翻译此书的初衷。其中有这么一段:“我翻译这本书,是有鉴于常常看到一些说理的文字里头隐藏着许多有悖正确思维的议论,希望能通过这本书的译本使发议论的文风有所改进,哪怕是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也就使八十多岁的老人把已经极其有限的工作时间用在这个译本上不为无益了。”   我之所以愿意花时间写《明亮的对话》,也是出于和吕先生相似的心情。吕先生是一位语言学家,30年前,他对公共说理的感觉比一般人敏锐。今天,他的感觉已经成为许许多多人的共同感觉,关注中国公共说理弊病的人们各行各业都有。这应该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