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宇宽：我的“毛粉”外婆
我的外婆去世了。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年多时光里，我非常痛苦，一想到我的外婆，我的心就像被刀扎一样，这是我心里长时间无法直面的创痛。我的外婆居然是一个“毛粉”，很长时间，我无法和她有任何深入的思想交流 。
但我一直知道她是一个好人，一个对别人特别好的人，如果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有些人，在脑子里从来没有邪恶的念头，从来不想占别人的便宜，从来不想坑害别人，从来不贪慕别人的财富，我的外婆就是这样一个人。从一件小事，可以看出她的脾气，前些年她有一次出门坐公共汽车，下车的的时候刚一条腿踏下，车就开动了，害得她摔倒，腿骨折了。在医院了住院了两个月多，打了钢钉。公交公司承担了住院费，但出院以后恢复了半年，一直要人护理，吃了很多苦头，要按我的想法，既然责任在公交公司，不光是医药费，至少雇保姆看护，卧床了半年多，之后还要人伺候很久，这些费用总要谈判一下，咱们也不是胡搅蛮缠，合法的权益谈一谈总不为过吧。我后来知道人家公交公司的上门，完全承认错误，人家也知道这么一个老人，受此折磨很过意不去，准备要给些慰问金，她外婆居然把人家往外推，说算了算了，别给公家添麻烦，还让人家别担心。她的逻辑是，我们家又不缺钱花。
外婆对我也非常好，小时候我住在爷爷奶奶家，我爷爷和奶奶都来自于有几百年历史的江南读书人家庭，虽然受过西式教育，但他们身上有非常正统的儒家传统信仰，他们在1949年之后依然固执的在家里坚持一些挺古老的传统，比如从小跟我反复讲一些我当时不大能理解的概念，比如长幼有序，精忠报国，光宗耀祖。我爷爷奶奶偏执到认为小孩子绝不能穿皮鞋，不能穿丝绸，甚至不能吃冰激凌，否则就会培养出纨绔子弟，我一直到上大学，参加全国大学生辩论赛，才有了第一双皮鞋。与之相对照，我外婆对我就可以算做溺爱了，她带我去出去玩，只要看到有什么好吃的，稀奇的都会给我买，都不问价钱，记得很小的时候，她带我去上海玩，我印象中当时上海的自来水特别难喝，开水喝着像漂白粉汤一样特别涩，让我对上海印象很差，我吵着要回南京，她就给我买了很多我记不得牌子，就是记得很贵的罐装水喝。
她1931年出生于上海，一个很有钱的家庭，我的外曾祖父叫胡信义，老家在镇江，来到上海，从小伙计做起，创业非常成功，开过金铺、银号、纱号、米店，在他三四十岁的时候已经是一个颇为成功的商人，据说被当时的报纸称作“金钞大王”。过去电视里出现荣毅仁当了国家副主席，我外婆就随口说，过去我和荣家的谁谁谁熟的很，常一起玩。我的外曾祖父1949之后就倒霉了，先是公私合营，后来他的产业彻底被共军霸占了，再后来在50年代就以“经济特务”之名被捕，送去黑龙江劳改，音讯全无，亲属去黑龙江探视也见不到人，过了好几年，通知他死了，如何死的？不知，连尸骨都无存。产业被充公以后，家里还有大概百斤的“黄鱼”，就是金条，外曾祖父预感不祥，把金条藏在红木家具的夹层中，一部分埋在地板下面，都没有逃过红卫兵的掘地三尺，我外婆的兄弟姐妹，受家庭牵连，她有个哥哥，在清华读书，原本选拔要去苏联留学，后来送去下乡劳改，死得不明不白；她的大姐是东吴大学毕业的，分到了最高法院，大姐夫是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心向大陆来建设祖国，也被打成了特务，在狱中受尽折磨。这样一个家庭可以说是家破人亡，劫后余生的，个个萎靡不振，除了想出国，都胸无大志，那是后话。
这里主要说我外婆，她成长在这样的家庭，条件非常优越，小时候家里有佣人伺候，有家庭教师，这种家庭条件，大概容易培养出头脑简单单纯的人。我外婆一辈子不会做家务，也不爱读书，她是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的，所以我一直觉得复旦大学是一所专为纨绔子弟准备的很不着调的学校，回忆起她的大学时光，就是唱歌跳舞，再就是积极参加共产党的地下外围组织，据说她还参加过复旦的学生会主席竞选，在当时我外婆绝对是一个热情而又美丽新潮的女性。如果我的外曾祖父选择在1949年前带着一家人去美国，他当时全家的船票都买好了，只是最后一念之差，她的人生估计会是安逸浪漫的。
1949年，共军占领上海，我的外公当年是一个年轻帅气而又充满野性天不怕地不怕的土八路，他14岁参加八路，南征北战，福大命大，身上一处枪伤都没有。当他骑着马进入复旦校园的那一刻，就像杀进纽约百老汇的人猿泰山，对于那些锦衣玉食又无忧无虑的富家小姐，尤其具有雄性魅力。可想而知像我外公那样来自山东农村只会打打杀杀的土鳖，见到一个像挂历上一般的美女，全部革命意志都崩溃了。在50年代初他们就好上了，后来这完全来自于两个世界的男女，就演绎了半个多世纪忠诚的爱情。
我外公他“参加革命”没有什么大道理，他成分好，三代贫农，当八路就是为了抢好东西吃，我小时候听他讲革命故事，都离不开吃字，讲打进一个县城里，他抢了一袋子伪军厨师的干海参，拿钢盔炖着吃；还有一次打胜了仗，一个地主杀了一头猪慰劳他们，吃得很开心。按我外公的说法，说他第一次上我外婆家见他未来的老丈人，见面就给他塞了一包金子，都是“黄鱼”，掂掂有好几斤重，给他做见面礼，他硬是一根不要。我估计我外曾祖父当时也忐忑不安，自己的女儿和一个八路好上了，不知是福是祸？如果是来打土豪分田地的，早点儿送点儿钱打发了。
我外公读书不多是个粗人，但他身上有着山东农民的朴实忠直，他非常崇拜彭德怀，彭德怀指挥他们打了百团大战，他就一直认彭德怀是他的带头大哥，自从彭德怀给毛泽东打倒，他就一肚子抱不平，他为他的老大抱屈，恨毛泽东不仗义。我在他面前一提毛泽东，他就来气，他的说法“这个坏东西，比蒋介石还坏！”，在他的历史坐标系中，蒋介石就算坏人了。他爱过嘴瘾，照他的策划”彭德怀就是太老实，老子要有机会，揪住他，一枪毙了这老不死的，宰了喂狗去”。为了他一肚子牢骚怪话，又离开了他们山东人的山头，文革中他也吃了不少苦头，不过他仗着出身实在成分太好，又没太高的位置，所以还算苟全了性命。但我觉得他除了对彭德怀，还有当年领导过他的一个是什么十纵的白营长，还有回民支队的马本斋司令这样少数几个共军干部死心塌地、五体投地，一说起来恨不得眼泪汪汪的，对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共产党其实没什么好感。
而我外婆则表现出了一个被共产主义彻底洗脑后的大公无私，她在我面前自豪的说起，她被下放到农场的时候，她能像农民一样挑百斤的担子，在冬天下地干活，我听得毛骨悚然。她最得意的人生经历是她是民盟的，不是共产党员，80年代学校居然让她当了政治辅导员，这标志着她一个资产阶级小姐历经千辛终于得到了党的信任。
我的外婆的政治立场是非常坚定的。**年的5、6月，我正在小学要毕业的那年，要升中学了，没什么事做，我们家在大学院子里，看着一队队大学生意气风发的上街游行，要民主，要自由，反腐败，我觉得特别好玩。每天放学就骑着自行车到鼓楼广场，大学生们就会给我几个写着标语的小旗子，什么“打倒**”，“**下台”之类的，我把小旗子插在自行车上就跟着游行队伍走，一点都不觉得累，天黑了才回家，每天都过得很充实。我爷爷奶奶和他们的一些朋友，都比较支持学生，看见游行队伍捧着募捐箱的就捐钱，当时电视里播出**和学生对话，我看着这个人都非常讨厌，居然还是总理，所以我也觉得抗议是一件很有正义感的事情，尽管我在我的小学同学中找不到什么这方面的共同语言。
直到*月*号的那一天，我当时的知识水平，完全想不到居然在**开枪杀人了，记得当时也没有互联网这些传播工具，中央电视台都在反复宣传“共和国卫士”，“威武之师，仁义之师”，**又出来讲话，特别讨厌，但除了听到受到干扰的美国之音，就是在当时东南大学的海报栏，有人拿复印机印了一些从**什么途径流传出来的照片，拿A4纸复印的，黑白，不是很清晰，但能看见尸体横七竖八，还有被**压死的，惨不忍睹。我看得失魂落魄，想给我奶奶爷爷看看，就扯了几张带回家，我奶奶看了说，你怎么把这些带回来呢？你应该把这些留在那里，让更多人看见啊。于是我鼓起勇气，整了点浆糊，晚上把那几张图片又贴了回去。
我外婆的态度则截然相反，我跟她说**军队镇压学生啦。她就说：“你不要听美国电台乱讲啊。”我说我都看到照片啦。她就直摇头“你中毒太深啦。”我跟她没法讲理，气得要命。我外公倒在一旁打圆场“在家里说说不要紧，到学校千万不要乱讲啊。”
也许**年的那个夏天是一个风水岭，塑造了我最基本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也使这之后我和我外婆在思想上的分歧越来越大，晚年她的主要乐趣就是三样，旅游，打麻将，唱红歌。前两项没什么问题，后一项我们有很大的分歧。我外婆最爱看的电视节目就是央视的文艺节目，她是李双江、蒋大为、郭兰英等人的忠实粉丝，她非常积极的爱唱红歌，还爱积极参加东南大学组织的各色歌咏比赛。而我爷爷奶奶非常反感红歌，我爷爷爱听京剧，看见电视里唱红歌就调台，我到了高中以后也很反感，我会唱不少红歌，但都是带着崔健式的有些调侃有些反讽的心态唱。到了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声音条件不错，凡是什么五四歌咏比赛之类的，我常当个领唱领颂，我也能应对自如。但比如有一次，刚上硕士，我到了管理学院，一次歌咏比赛，好像学院的合唱团要表演一个长征组歌之类的，让我在前面领诵，排练中，我朗诵了两遍，学院的一个副书记不知道的我的脾气，说“朗诵得没问题，但你还要把你对党的感情朗诵出来。”我回他：“我对党真没什么感情。”我看着他目瞪口呆的样子下巴都要掉下来了。
但我外婆不一样，她在家里打开电视就看央视同一首歌之类的节目，唱起红歌来是真饱含深情的，我外公都不喜欢听这些，他就躲到另一个房间看球赛、拳击赛，比如前些年有个叫阿宝的歌手，扎着白肚巾唱“毛主席领导咱们打江山”，我外婆听得兴高采烈，在家里就引吭应和。我听得不是滋味，简直有生理反应，我都不好意思说出口，我心里话：“你给毛泽东整得家破人亡，还他妈打江山呢！”有几次我实在忍不住，问她，毛泽东到底干了什么好事啊？她说：没有毛主席能有今天的好生活么？现在多幸福啊！我说：那香港，台湾都没好日子？过去你们家受得苦还不够啊？说不了几句，她就理屈词穷，就说：你别讲了，我心脏病，我心绞痛。
有时候说到上海往事，她也会很痛心，她说：我爸爸不是经济特务啊，他是给冤枉的啊！但她的历史解读就是“江青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残害忠良。我又忍不住了，告诉她，没老毛撑腰，江青四人帮算什么呀？她又一捂胸口：你别讲了，我心脏病，我心绞痛。
我觉得我外婆是一个头脑极为简单的人，简单到无法处理摆在面前的真相。我到了大学以后越来越和她没有办法在思想层面有所交流，见了我关心我的学习工作，就问我：什么时候出国啊？跟我讲某某亲戚，现在在美国入了籍了，生活得非常好啊。他们觉得出国就是最幸福的事情了。但我其实一点儿都不想出国，后来我也出国了很多次，在国外哪怕生活再好，空气再好，我也就是看看，学习学习，从来没有一点儿想要留在那里的意思，我觉得那种生活是人家的国民累世奋斗挣来的，我要活得心安理得就得在中国奋斗。
他们后来知道我不会出国，就又劝我入党，要我政治上要要求进步之类的，我一听就反胃，我外公讲得最彻底：“共产党不是什么好东西，你不入党，他们会欺负的你的啊。”可能是他们受得苦太多了，文革中的世道太险恶了，现在回想起来，我是很幸运的，遇到了很多好人，大学的时候我因为在学生活动中比较活跃和学校的领导们都比较，也经常有机会交流，比如有个学校管学生工作的党委书记，我们讲到文革和对毛泽东斯大林的看法，他就非常严肃的说：“宇宽，我不同意你这些观点，你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但是他嘴上这么说，大概觉得我是个不错的青年，各方面都对我非常爱护照顾。很多我的领导都是这样，说不赞同我的观点，但对我很不错。
我大学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因为在大学生辩论会上的表现，到陕西卫视和湖南卫视主持节目，还在中央台主持节目，这让我外婆非常自豪，她跟别人都介绍自己外孙是主持人。她觉得我要发展的道路就和朱军、赵忠祥差不多，这些都是她喜爱的节目主持人，她说你什么时候主持晚会，一定要告诉我哦。其实我对那样的事情发自内心的一点儿兴趣都没有，我甚至连束手束脚的当个主持人都没兴趣。我硕士毕业的时候主动辞了主持人去当一个文字的调查记者那样可以有更多的选题自由，因为当访谈节目主持人选题不自由，禁区太多，当文字记者，去调查上访，拆迁，这些当时电视根本不报到的事情，为那些受委屈发不了声的人说话，才让我觉得激动。但我这个选择让我外婆很遗憾，她觉得我一定是走火入魔了，好好的主持人不当，去揭露社会阴暗面干嘛？我后来发现当个文字记者也不自由，我比焦裕禄更像个劳模，每个月在外面跑至少二十多天天，没节假日的概念，从来不参加新闻发布会拿红包，写得稿子比谁都多，也赚不到什么钱，最后的结果还不讨有关部门喜欢，常常找我麻烦，生活过得都非常艰辛。我的难处，我奶奶非常理解，她常常鼓励我要清清白白做人，不要怕困难，要做国家栋梁。有一次我从云贵山区调研回来，一趟非常艰苦，跟我奶奶说起，她非常高兴，说年轻人就是要经风雨，见世面，她回到房里从箱底拿出一把二战时期的美军刺刀，说这是你爷爷当年在云南缅甸做勘测的时候带着防身的东西，你留着做个纪念。
而我外婆这边，大概也察觉到我的艰难，见面就是，还是当主持人好啊，要入党啊。她还留了一些类似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之类的报纸宣传给我看，要影响我，说现在生活多么幸福啊，你为什么老盯着那些负面消息啊。我没法跟她说什么，只好打哈哈，见面就说些吃喝玩乐，我也不想让他们为我太操心。
因为我外公算是离休干部，一个月一万多的工资，医药费全部报销，我们又不要老两口的钱，所以他们钱花不了，大约2005年之后他俩就迷上了购买保健品。这些卖保健品的真是坏透了，基本上就是传销团伙，以免费健康讲座之类的名义，把老头老太好言好语哄去，去了就找一帮托儿给洗脑，最后拿回家一堆在我看来都是垃圾的所谓灵丹妙药，这些推销保健品的摸清了老人的家底，每个月不让你花个几千都不踏实。特别是后来他们迷恋上了一种号称高科技的“牛初乳”，说他们吃了感觉特舒服，精神旺盛，冬天都不觉得冷，我一听就觉得不对劲，有这么神的牛初乳，那不跟抽大烟的感觉一样么。我劝他们不要吃，但他们就是不听劝，就是说好，那个牛初乳，一包包的，要我说就是兑了什么激素的奶粉片，还给我们全家推荐。像我奶奶那样保守的人才不会相信这种鬼话。可他们一买就买上万块钱的，我说你们干嘛买这么多啊？她说，有促销活动，一次买多少，就可以赠送一床什么纳米材料的被子。这种脑子真是进了水了。
他们买的牛初乳还寄给我，跟我喋喋不休说吃了有多好，实在说服不了他们，但转身我就全扔了。我后来在工作中调查过一次广西来宾的传销团伙，发现绝大多数深陷其中的苦命人，都是毛泽东的崇拜者。我当时没有特别想明白这个情况，过后有一次和我外婆又起了争执，我突然顿悟，可能这真是报应，当年能被毛泽东的邪教忽悠的人，不知反省，自然也会被保健品忽悠，被传销忽悠。毛泽东当年除了用暴力手段，也靠忽悠让农民加入人民公社，他不说把分给农民的土地再收回来，他说请农民进公社食堂免费吃饭，放开肚皮吃饭，这对于饥寒交迫的农民来说太有吸引力了，很多人争先恐后，其实他们吃的不是毛泽东的恩赐，都是他们自己的血汗，最后等待他们的就是饥荒。那些传销分子的利用的心理也还毛泽东一样，以一些蝇头小利加上美好的许诺，把人忽悠进去，然后就上套了。
外婆大约70岁以后疯狂的热爱旅游，参加各种旅行团，这本是一件好事，但他们太不知节制。像我爷爷奶奶的生活习惯像康德一样呆板，每晚到了9点，哪怕是年三十晚上的春节联欢会，他们也上床睡觉了。而我外婆只要一出去玩，像登泰山，半夜爬起来等着看日出这种年轻人的浪漫的事也能做出来，从来不量自己的血压，血糖之类的身体状况。她能玩得开心，当然我也为她高兴，但劝她稍微注意身体，劝她做做体检，我跟她讲老人不比小年轻，心脑血管都非常容易出问题。她就说，只要我玩得开心，明天就死了也没事。我外婆这种态度就像《阿甘正传》里那个珍妮，我想她投胎在上个世纪的中国，就去参与共军地下党，她要是投胎在美国，一定会像那个珍妮一样，跟不着调的人混在一起，而且抽大麻。
另外我爷爷奶奶，平时即使再好吃的东西也不暴饮暴食，尤其是很少到外面去吃饭，后来我在外面吃得多了，发现能赶得上我奶奶安排的饭菜的搭配口味的，都够到五星级饭店当行政主厨了。因为生活规律讲究，我奶奶爷爷都非常长寿健康。
而我外婆虽然娘家有钱，但是毕竟是突然有钱的，不像我奶奶家有几百年的传承，所以饮食品味很差，我外公又是个土八路，在他刻骨铭心的价值观中幸福生活的概念就是天天吃大肉饺子，就像克灵顿当了总统爱吃的还是薯条和汉堡包一样。我外婆一把年纪了，酷爱在外面吃一些味精油脂很重的炒菜，还有肯德基之类的垃圾食品。直到有一次她突然在外面不行了，给救护车送去急救，检查的结果已经是重度糖尿病，以后每天都要打胰岛素。而在此之前她居然从来没有表现出糖尿病的症状，我觉得这简直是个奇迹，说明她一玩儿起来就太投入了，太疯狂了，以至于对自己的身体状况都毫无觉知力。之后没多久，她心脏又出了问题，装了支架和起搏器。即使这样，她还是爱玩，外出旅游毫不减少，她的精神旺盛大概就靠牛初乳片维持。
2010年底的时候茅于轼老先生夫妇去北欧旅游，让我一起陪他们去，我以前从来没有专门陪老人旅游过，在挪威的时候，他们老两口非常快乐，在峡湾的邮轮上喂海鸥，茅老赞叹说：这里真是太美了，这辈子都没到过这么美的地方，比长江三峡美一万倍。茅老讲得时候，我突然想起了我自己的外公外婆，我外婆这么爱旅游，还没有真正出国玩一趟。小时候，外婆带我出去玩，从来没有舍不得花钱，我现在稍微经济条件改善了一些，应该尽一份孝心，他们年纪也大了，趁现在还能出门，如果让我外婆外公出国玩一趟，让他们也能这么快乐，我心里也会很舒服。
回来以后，我就跟她讲，请他们都办个护照，我正好有同学现在是旅行社经理，还有优惠价呢，我要请他们去欧洲玩一圈。我外婆很开心，说她刚装完起搏器，等过一段时间，身体状况稳定了就去。后来又问过她几次，她都说：刚去什么什么地方玩过，比较累，过些日子再说吧，肯定要去的。
直到有一天，我正在外地出差，我妈打来电话，说我外婆病倒了，腹痛特别严重，她一直忍着，直到有一天实在忍不住，都快疼晕了，才到医院检查，发现是子宫癌，没法儿做手术了，癌已经转移扩散了。放下电话，我脑子里第一个浮现出来就是那些牛初乳推销员的嘴脸，虽然癌症的发病有很复杂的原因，但我们家从来没听说谁得这种怪病，近两年吃牛初乳吃得红光满面，其实是以激素破坏了身体内在的平衡。这些年来，我真是拿我外婆一点办法都没有，一想起她来，我都会觉得心痛。她最基本的性格特点就是不愿意面对自己，愿意被麻醉，在她面前细掰敕毛泽东，她就犯心脏病，因为她无法面对和自圆其说自己的人生和本该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交织在一起，但她一唱红歌就精神百倍，因为那种旋律就有一种洗脑使人忘记思考的力量；同样她肚子疼了这么久，都不愿意上医院检查，宁愿靠吃止疼片来掩盖，也是不愿意直面自己身体的病状，对她来说吃牛初乳片的功效和唱红歌是一致的。
医生的意见是，得做化疗，但估计也活不了三个月，晚期的癌症，如果做化疗，对一个老年人来说，非但痛苦，而且几乎可以肯定于事无补。我外婆不愿意在医院呆了，我们全家都同意采取保守疗法。
在医院住了半个月，回到家里，她在我们面前倒是很乐观，表现出一个彻底无神论者的视死如归。好在我外公当医生，擅长针灸、耳针，用这种方法治疗，还颇有些功效，她也终于不再吃牛初乳片了。她每天疼的时候就吃一些止痛片，有些上海的亲戚听说了病情，来南京探望，陪她打麻将，坐在那里可以一打一整天，全不像是有病的人，她只要一打麻将，就不疼了。
2011年的秋天，外婆外公还来了一次北京，住了两个星期，她那时候据她查出癌症已经半年多了，病情相对稳定，我觉得她是为了安慰我们，说感觉好多了，在康复中。那几天，她在北京玩了很多地方，植物园、颐和园、动物园，兴致都很高，她说等她身体再好一些，就和我出国去玩。我知道我外婆喜欢文艺，我想请她到国家大剧院这样的地方看一次演出，最好能有帕瓦罗蒂、多明戈这种水平的男高音歌唱会就好了，不过查了查那段时间都是些现代风格的表演和演唱，外婆说她不感兴趣，不要去，我估计她也是想给我省钱。我们还去了一趟宋庄，看了看我的几个画家朋友的工作室，我在宋庄有个小四合院，刚翻修完，给一个画家朋友住着，那天她说想去看看我的院子，刚巧那个画家不在，我们没法儿进门，她很扫兴，说了一句：“这是我最后一次来北京了。”
他们回南京以后，还出去旅游了几趟，那个春节我带老婆孩子都回南京，好像是刻意回避她的病情，我们都祝她早日康复。我快要回北京的前一天晚上，当时我和老婆孩子在家里的客厅打地铺，老婆孩子都睡了，我把笔记本电脑摆在餐桌上工作，外婆看见客厅还亮着灯，她大概也睡不着，就出来看我，她当时走路都得手扶着墙了。我说，你还不早点儿休息啊。她说，你还没睡啊，我看看你呀。她坐在我边上的椅子上，说，你明天的票买好啦？我说，早订好啦。她沉默了一会儿，突然没头没尾地说了一句：“我们家受得苦实在太大啦，那些过去的事情，我是实在是不敢想啊，你年轻，在外面千万要小心啊。“说完，她就起身，扶着墙回房间了。那一晚上，我没怎么睡觉，我知道我和我外婆十几年的心结，已经解开了。
到了2012年的春天，她的病情恶化到靠止疼片已经无法控制疼痛了，有一次又被送到医院急救。我给她打电话，她都说，我挺好的，你工作忙，不要回来。还说，你要注意身体啊，平时不要开夜车啊。而且她不让我妈把病情和我多说，说，他干正经事，你别让宽宽分心 。
但在我的追问下，我妈妈还是告诉我，说外婆现在疼痛得厉害，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觉，只好坐在沙发上，一坐就是一整夜。她还叮嘱我不要回来，你回来外婆会激动的。
有一天晚上，我出去和朋友们聚会，回家就挺晚，又写了一篇文章，摸上床已经半夜一点了，迷迷糊糊就睡去了，半夜两三点钟，我忽然觉得自己脸上是凉的，从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眼泪流得止不住，好像我看见外婆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在受苦，我爬起来到卫生间拿毛巾擦脸，打开水龙头就止不住嚎啕大哭。
第二天我就也没跟她打招呼，买了张火车票回南京了。见到外婆，样子很憔悴，已经不能下床了。我鼻子一酸，坐在床头就眼泪直流，她拍着我的手说，不许哭，不许哭，你又不是来给我哭丧的。她就给我讲了很多我小时候的故事，她说，我三岁的时候，在东大幼儿园上全托，我小姨还没结婚，很喜欢我，有一次她刚买了一辆新自行车，把接我从托儿所接出来带我去买冰淇淋，她没有带小孩的经验，到了卖冷饮的地方，她让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自行车支起撑脚，她就去买了一块冰砖，一转身回来，我要伸手去接，自行车失去平衡就倒了，我头比较大，咕咚一声摔在地上，自行车压在我身上，我小姨吓傻了，赶快把我抱起来，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小姨，我们的新自行车没摔坏吧？外婆说 ，你小时候真懂事啊。我陪着我外婆聊聊天，好像过去的一幕幕都浮现在眼前。此时她癌细胞已经转移到全身，胃、肝脏、淋巴，都出现反应，她能活这么久，肿瘤病院的医生已经觉得是奇迹了，她疼痛的时候止痛药都控制不住，眉头紧锁，面色苍白，浑身冒冷汗，那时我真想要能到西天盗来什么灵药能治我外婆的病就好了，那怕有鸦片烟，只要能让她不那么痛苦都好。我外婆这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一天阵痛过后，跟我说，她疼得时候就想，菩萨保佑，让全家的病痛，都在她一个人身上承担好了。
这段时间我香港的大姨婆，就是那个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的我外婆的大姐也来南京帮着照顾她。我大姨婆在文革中和他丈夫都被当做美蒋特务，他丈夫是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当时香港是个小地方，远没有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繁华，特别在鬼佬统治下，也很腐败，香港读书好的青年都以到大陆的国立大学念书为荣，他也1949年之后想留在大陆建设祖国，谁知受尽磨难，九死一生。一改革开放，他们生怕政策再变，就第一波什么也没留，急不可耐地跑回香港去了，把大陆的衣服全都烧了。到了香港，年纪已经不小了，黄金的时代也错过了，原来在最高法院工作的，东吴大学的高材生，刚到香港，我大姨婆粤语也不会说，只能当个护士。其实在香港后半辈子生活得都很艰辛，我跟她开玩笑，你要留在大陆，文革后回最高法院，现在至少混个离退休干部多好啊。她说，我这辈子也不遗憾，最后这几十年我总算呼吸的是自由的空气。
大姨婆跟我讲了一些她所知道的我外曾祖父的事情，其中有一条很重要的线索，说我外公当年和一个叫邓葆光的军统将军交好，后来被打成特务就是被这个邓葆光牵连。文革结束以后她在上海见过邓葆光，邓葆光当时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听说了胡信义劳改而死，专门到家里探望，当时我外曾祖母还健在，他说，胡信义是好人啊，是我牵连了他。我大姨婆说这个邓葆光很重感情，看上去一点儿不像个官员，像个大学教授的脾气。我外婆也记得这个邓葆光，他80年代被平反当了全国政协委员，有一次在南京开会，我外婆在民盟组织部工作，看到名单里有这个邓葆光，还去宾馆看望过这个邓葆光。她记得这个人是他父亲的朋友，说是在日本人占领上海的时候应该就认识，50年代说他参加了“东方经济研究所”是后来被打成经济特务的主要原因。但是外婆说，当年她父亲和邓葆光到底干过什么？她也不清楚，邓葆光也不讲。我外婆的解释是，他们就是朋友，我爸是个老实生意人，就是朋友比较多，什么事也没干啊，他不是特务啊。
胡信义的资料是找不到的，我外婆自己家里连一张他的照片都没有保留下来。但邓葆光还是个名人，我下了不少功夫查资料，从各方面拼凑的情况，缕出了事情的大概线索。邓葆光可以说是一个伟大传奇的人物，他当年是日本中央大学的经济学博士，是个读书人，抗战爆发前回国，加入军统。报效国家，深受戴笠赏识。他是不会干那些打打杀杀的事情，他主要从事经济情报的分析，他最卓越的一个功绩是，他最早发现了日军可能突袭珍珠港的意图，并报告给了罗斯福。而他并不是靠像007一样靠上天入地获得情报的，他主要依靠扎实的学术训练带来的分析能力，1941年在中国抗战最艰苦的时期，日本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承认伪满洲国，并和日本签署了一系列商贸合作的协议，这些都在公开的报纸刊登出来了。其中有一条是日本要用橡胶换苏联木材，这并不起眼却引起了邓葆光的注意，他很敏感，日本并不出产橡胶，自己还不够用呢，怎么能向苏联出口橡胶呢？他据此综合分析，得出结论，日军必然在谋划占领南洋的橡胶产地，而要占领南洋，日军的眼中钉必然是太平洋上美国海军据点。最后的结论就是日本人会突袭珍珠港。最后事情的发展证实了邓葆光的判断，这使得罗斯福对中国的军统情报能力刮目相看，这也是1942年梅乐思来到中国和军统建立中美合作所的直接原因之一。
另外邓葆光运用自己的经济知识为抗战服务有很多细节，我在旧书网上，淘到一本叫《少将情报官拂晓归来》的旧书，里面以小说形式写得是邓葆光的口述回忆，其中提到当时中日抗战处于胶着状态，经济战也是一条重要战线，最初国军的政策是封锁和日战区的商贸往来，搞焦土抗战，邓葆光在咨询了一些工商界人士之后，上书蒋介石一个报告，标题是《抢夺敌方物资，安定后方经济》提出应该鼓励支持中国商人在日占区采购商品，特别是棉纱等基本物资，以商战来遏制日本，受到蒋介石的高度赞赏，蒋介石对这样的经济情报研究也从此非常重视。而我外曾祖父当时正在上海经营挺有名的吉泰纱号、吉泰米号，涉及到经济战，也是商人求利的本分，和军统的人有所接洽是正常的。
而抗战胜利以后，邓葆光是上海的逆产接收大员，此人的读书人脾气又发作了，他对之后的国共内战兴趣不大，他兴趣在于研究问题，包括接收日伪资产的时候，他特别对日伪档案和书籍感兴趣。就建立了一个“东方经济研究所”，进行经济研究。国共内战爆发，共军占领上海以后，邓葆光带着这批资料去了香港，而这竟给他差点儿惹来杀生之祸，因为叛变，他在香港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暗杀，险些丧命。而共产党又特别需要他这批资料，通过潘汉年极力拉拢他回大陆，特别把这批资料上交给了“人民政府”。我以为从共产党的文化性格而言，不会对一批所谓“珍贵图书”如此感兴趣，当时的共产党领导真正非要拿到手的，其实是其中的日伪档案，尤其是抗战期间涉及到毛泽东、周恩来、康生直接指挥下通过潘汉年的地下党组织和当年日伪政权的一些摆不上台面的交易的史料。在1955年毛泽东批示“此人从此不可信用”之后，潘汉年被审判定为“内奸”。而邓葆光之后入狱25年，妻离子散，就是受到潘汉年的牵连，而我外曾祖父就是受到邓葆光的牵连。
我外婆是个不爱读书的人，又多年被洗脑，所以她对于二战是怎么回事？中国抗战是怎么回事？并没有一个全局性的历史观。一提到她父亲，她只会像祥林嫂一样重复：我爸冤枉啊，他没有参加军统啊，他不是经济特务啊。在病床前，我跟她从头到尾介绍了，抗战中的中美关系，军统是一个怎么样的组织？邓葆光干的是什么样的情报工作？何为经济情报？过去我在她面前一细说历史，她就说心脏病要犯，不许我讲，这次她听得很耐心。我跟外婆讲，以后再有人说你爸是经济特务，你根本不用辩解，你应该感到自豪，军统是国民政府的杰出组织，军统的人不是后来共产党描述的恶魔，相反他们是民族英雄，你爸爸作为一个衣食无忧的成功商人，在上海这个日占区，他作为一个中国商人无论是给军统提供经济信息，还是抗战胜利后和邓葆光这样的军统将军合作参与东方经济研究所，非但没什么可藏藏掖掖的，反而值得骄傲。憔悴的病容中，她两眼放出光彩，她跟我说：宽宽啊，我这一辈子是过得糊里糊涂的啊。我想此刻，外婆心里最后解不开的心结已经打开了。
我在南京呆了几天，看她病情比较稳定，又回到北京，我叮嘱我妈，如果外婆的病情有什么恶化，一定要通知我，我心里已经有了最坏的打算，也许真的就要准备和她在这个世界上告别了。但每次通电话，外婆都显出精神很好的样子，还叮嘱我，不要开夜车，特别要注意休息。我外公大概是感情太深，所以也出现幻觉了，总跟我说，她病能好，还说，她就不放心你啊，你在外面说话一定要小心啊。到了2012年的十月份，我越来越多的打电话的时候，我外公都说外婆在休息，让我别担心，但我有了某种预感。
那天我躺在开往南京的火车卧铺里，我非常喜欢坐火车，因为在火车的节奏中可以很香甜的入睡，可那天我睡不着，坐在火车上，窗外的景物在飞快的倒退，仿佛把我带入了一条时空的隧道。一幕幕的从小到大的景象，我们的快乐，我们的分歧都在我眼前闪回。在10点半的时候，我收到了一条短信：外婆刚刚去世了，她走得很平静。
我也不是什么宗教徒，但我相信她是往生极乐了，是老天爷接引她了，或者叫蒙天上的父的召唤了。
外婆，再见！你放心去吧，我会很好的，我们全家都会平安幸福的，我们家和我们的国家不会再遭遇那些运动的磨难了，我们家的孩子不会再生活在那样的世界，让他们需要为自己说出内心的想法而感到恐惧。外婆，我知道你一定到了天堂，你在那里会见到你的爸爸，你的哥哥，那里是清白的好人应该去的地方，以后我还会陪着你旅游，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外婆，亲爱的外婆，再见！
但我一直知道她是一个好人，一个对别人特别好的人，如果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有些人，在脑子里从来没有邪恶的念头，从来不想占别人的便宜，从来不想坑害别人，从来不贪慕别人的财富，我的外婆就是这样一个人。从一件小事，可以看出她的脾气，前些年她有一次出门坐公共汽车，下车的的时候刚一条腿踏下，车就开动了，害得她摔倒，腿骨折了。在医院了住院了两个月多，打了钢钉。公交公司承担了住院费，但出院以后恢复了半年，一直要人护理，吃了很多苦头，要按我的想法，既然责任在公交公司，不光是医药费，至少雇保姆看护，卧床了半年多，之后还要人伺候很久，这些费用总要谈判一下，咱们也不是胡搅蛮缠，合法的权益谈一谈总不为过吧。我后来知道人家公交公司的上门，完全承认错误，人家也知道这么一个老人，受此折磨很过意不去，准备要给些慰问金，她外婆居然把人家往外推，说算了算了，别给公家添麻烦，还让人家别担心。她的逻辑是，我们家又不缺钱花。
外婆对我也非常好，小时候我住在爷爷奶奶家，我爷爷和奶奶都来自于有几百年历史的江南读书人家庭，虽然受过西式教育，但他们身上有非常正统的儒家传统信仰，他们在1949年之后依然固执的在家里坚持一些挺古老的传统，比如从小跟我反复讲一些我当时不大能理解的概念，比如长幼有序，精忠报国，光宗耀祖。我爷爷奶奶偏执到认为小孩子绝不能穿皮鞋，不能穿丝绸，甚至不能吃冰激凌，否则就会培养出纨绔子弟，我一直到上大学，参加全国大学生辩论赛，才有了第一双皮鞋。与之相对照，我外婆对我就可以算做溺爱了，她带我去出去玩，只要看到有什么好吃的，稀奇的都会给我买，都不问价钱，记得很小的时候，她带我去上海玩，我印象中当时上海的自来水特别难喝，开水喝着像漂白粉汤一样特别涩，让我对上海印象很差，我吵着要回南京，她就给我买了很多我记不得牌子，就是记得很贵的罐装水喝。
她1931年出生于上海，一个很有钱的家庭，我的外曾祖父叫胡信义，老家在镇江，来到上海，从小伙计做起，创业非常成功，开过金铺、银号、纱号、米店，在他三四十岁的时候已经是一个颇为成功的商人，据说被当时的报纸称作“金钞大王”。过去电视里出现荣毅仁当了国家副主席，我外婆就随口说，过去我和荣家的谁谁谁熟的很，常一起玩。我的外曾祖父1949之后就倒霉了，先是公私合营，后来他的产业彻底被共军霸占了，再后来在50年代就以“经济特务”之名被捕，送去黑龙江劳改，音讯全无，亲属去黑龙江探视也见不到人，过了好几年，通知他死了，如何死的？不知，连尸骨都无存。产业被充公以后，家里还有大概百斤的“黄鱼”，就是金条，外曾祖父预感不祥，把金条藏在红木家具的夹层中，一部分埋在地板下面，都没有逃过红卫兵的掘地三尺，我外婆的兄弟姐妹，受家庭牵连，她有个哥哥，在清华读书，原本选拔要去苏联留学，后来送去下乡劳改，死得不明不白；她的大姐是东吴大学毕业的，分到了最高法院，大姐夫是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心向大陆来建设祖国，也被打成了特务，在狱中受尽折磨。这样一个家庭可以说是家破人亡，劫后余生的，个个萎靡不振，除了想出国，都胸无大志，那是后话。
这里主要说我外婆，她成长在这样的家庭，条件非常优越，小时候家里有佣人伺候，有家庭教师，这种家庭条件，大概容易培养出头脑简单单纯的人。我外婆一辈子不会做家务，也不爱读书，她是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的，所以我一直觉得复旦大学是一所专为纨绔子弟准备的很不着调的学校，回忆起她的大学时光，就是唱歌跳舞，再就是积极参加共产党的地下外围组织，据说她还参加过复旦的学生会主席竞选，在当时我外婆绝对是一个热情而又美丽新潮的女性。如果我的外曾祖父选择在1949年前带着一家人去美国，他当时全家的船票都买好了，只是最后一念之差，她的人生估计会是安逸浪漫的。
1949年，共军占领上海，我的外公当年是一个年轻帅气而又充满野性天不怕地不怕的土八路，他14岁参加八路，南征北战，福大命大，身上一处枪伤都没有。当他骑着马进入复旦校园的那一刻，就像杀进纽约百老汇的人猿泰山，对于那些锦衣玉食又无忧无虑的富家小姐，尤其具有雄性魅力。可想而知像我外公那样来自山东农村只会打打杀杀的土鳖，见到一个像挂历上一般的美女，全部革命意志都崩溃了。在50年代初他们就好上了，后来这完全来自于两个世界的男女，就演绎了半个多世纪忠诚的爱情。
我外公他“参加革命”没有什么大道理，他成分好，三代贫农，当八路就是为了抢好东西吃，我小时候听他讲革命故事，都离不开吃字，讲打进一个县城里，他抢了一袋子伪军厨师的干海参，拿钢盔炖着吃；还有一次打胜了仗，一个地主杀了一头猪慰劳他们，吃得很开心。按我外公的说法，说他第一次上我外婆家见他未来的老丈人，见面就给他塞了一包金子，都是“黄鱼”，掂掂有好几斤重，给他做见面礼，他硬是一根不要。我估计我外曾祖父当时也忐忑不安，自己的女儿和一个八路好上了，不知是福是祸？如果是来打土豪分田地的，早点儿送点儿钱打发了。
我外公读书不多是个粗人，但他身上有着山东农民的朴实忠直，他非常崇拜彭德怀，彭德怀指挥他们打了百团大战，他就一直认彭德怀是他的带头大哥，自从彭德怀给毛泽东打倒，他就一肚子抱不平，他为他的老大抱屈，恨毛泽东不仗义。我在他面前一提毛泽东，他就来气，他的说法“这个坏东西，比蒋介石还坏！”，在他的历史坐标系中，蒋介石就算坏人了。他爱过嘴瘾，照他的策划”彭德怀就是太老实，老子要有机会，揪住他，一枪毙了这老不死的，宰了喂狗去”。为了他一肚子牢骚怪话，又离开了他们山东人的山头，文革中他也吃了不少苦头，不过他仗着出身实在成分太好，又没太高的位置，所以还算苟全了性命。但我觉得他除了对彭德怀，还有当年领导过他的一个是什么十纵的白营长，还有回民支队的马本斋司令这样少数几个共军干部死心塌地、五体投地，一说起来恨不得眼泪汪汪的，对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共产党其实没什么好感。
而我外婆则表现出了一个被共产主义彻底洗脑后的大公无私，她在我面前自豪的说起，她被下放到农场的时候，她能像农民一样挑百斤的担子，在冬天下地干活，我听得毛骨悚然。她最得意的人生经历是她是民盟的，不是共产党员，80年代学校居然让她当了政治辅导员，这标志着她一个资产阶级小姐历经千辛终于得到了党的信任。
我的外婆的政治立场是非常坚定的。**年的5、6月，我正在小学要毕业的那年，要升中学了，没什么事做，我们家在大学院子里，看着一队队大学生意气风发的上街游行，要民主，要自由，反腐败，我觉得特别好玩。每天放学就骑着自行车到鼓楼广场，大学生们就会给我几个写着标语的小旗子，什么“打倒**”，“**下台”之类的，我把小旗子插在自行车上就跟着游行队伍走，一点都不觉得累，天黑了才回家，每天都过得很充实。我爷爷奶奶和他们的一些朋友，都比较支持学生，看见游行队伍捧着募捐箱的就捐钱，当时电视里播出**和学生对话，我看着这个人都非常讨厌，居然还是总理，所以我也觉得抗议是一件很有正义感的事情，尽管我在我的小学同学中找不到什么这方面的共同语言。
直到*月*号的那一天，我当时的知识水平，完全想不到居然在**开枪杀人了，记得当时也没有互联网这些传播工具，中央电视台都在反复宣传“共和国卫士”，“威武之师，仁义之师”，**又出来讲话，特别讨厌，但除了听到受到干扰的美国之音，就是在当时东南大学的海报栏，有人拿复印机印了一些从**什么途径流传出来的照片，拿A4纸复印的，黑白，不是很清晰，但能看见尸体横七竖八，还有被**压死的，惨不忍睹。我看得失魂落魄，想给我奶奶爷爷看看，就扯了几张带回家，我奶奶看了说，你怎么把这些带回来呢？你应该把这些留在那里，让更多人看见啊。于是我鼓起勇气，整了点浆糊，晚上把那几张图片又贴了回去。
我外婆的态度则截然相反，我跟她说**军队镇压学生啦。她就说：“你不要听美国电台乱讲啊。”我说我都看到照片啦。她就直摇头“你中毒太深啦。”我跟她没法讲理，气得要命。我外公倒在一旁打圆场“在家里说说不要紧，到学校千万不要乱讲啊。”
也许**年的那个夏天是一个风水岭，塑造了我最基本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也使这之后我和我外婆在思想上的分歧越来越大，晚年她的主要乐趣就是三样，旅游，打麻将，唱红歌。前两项没什么问题，后一项我们有很大的分歧。我外婆最爱看的电视节目就是央视的文艺节目，她是李双江、蒋大为、郭兰英等人的忠实粉丝，她非常积极的爱唱红歌，还爱积极参加东南大学组织的各色歌咏比赛。而我爷爷奶奶非常反感红歌，我爷爷爱听京剧，看见电视里唱红歌就调台，我到了高中以后也很反感，我会唱不少红歌，但都是带着崔健式的有些调侃有些反讽的心态唱。到了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声音条件不错，凡是什么五四歌咏比赛之类的，我常当个领唱领颂，我也能应对自如。但比如有一次，刚上硕士，我到了管理学院，一次歌咏比赛，好像学院的合唱团要表演一个长征组歌之类的，让我在前面领诵，排练中，我朗诵了两遍，学院的一个副书记不知道的我的脾气，说“朗诵得没问题，但你还要把你对党的感情朗诵出来。”我回他：“我对党真没什么感情。”我看着他目瞪口呆的样子下巴都要掉下来了。
但我外婆不一样，她在家里打开电视就看央视同一首歌之类的节目，唱起红歌来是真饱含深情的，我外公都不喜欢听这些，他就躲到另一个房间看球赛、拳击赛，比如前些年有个叫阿宝的歌手，扎着白肚巾唱“毛主席领导咱们打江山”，我外婆听得兴高采烈，在家里就引吭应和。我听得不是滋味，简直有生理反应，我都不好意思说出口，我心里话：“你给毛泽东整得家破人亡，还他妈打江山呢！”有几次我实在忍不住，问她，毛泽东到底干了什么好事啊？她说：没有毛主席能有今天的好生活么？现在多幸福啊！我说：那香港，台湾都没好日子？过去你们家受得苦还不够啊？说不了几句，她就理屈词穷，就说：你别讲了，我心脏病，我心绞痛。
有时候说到上海往事，她也会很痛心，她说：我爸爸不是经济特务啊，他是给冤枉的啊！但她的历史解读就是“江青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残害忠良。我又忍不住了，告诉她，没老毛撑腰，江青四人帮算什么呀？她又一捂胸口：你别讲了，我心脏病，我心绞痛。
我觉得我外婆是一个头脑极为简单的人，简单到无法处理摆在面前的真相。我到了大学以后越来越和她没有办法在思想层面有所交流，见了我关心我的学习工作，就问我：什么时候出国啊？跟我讲某某亲戚，现在在美国入了籍了，生活得非常好啊。他们觉得出国就是最幸福的事情了。但我其实一点儿都不想出国，后来我也出国了很多次，在国外哪怕生活再好，空气再好，我也就是看看，学习学习，从来没有一点儿想要留在那里的意思，我觉得那种生活是人家的国民累世奋斗挣来的，我要活得心安理得就得在中国奋斗。
他们后来知道我不会出国，就又劝我入党，要我政治上要要求进步之类的，我一听就反胃，我外公讲得最彻底：“共产党不是什么好东西，你不入党，他们会欺负的你的啊。”可能是他们受得苦太多了，文革中的世道太险恶了，现在回想起来，我是很幸运的，遇到了很多好人，大学的时候我因为在学生活动中比较活跃和学校的领导们都比较，也经常有机会交流，比如有个学校管学生工作的党委书记，我们讲到文革和对毛泽东斯大林的看法，他就非常严肃的说：“宇宽，我不同意你这些观点，你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但是他嘴上这么说，大概觉得我是个不错的青年，各方面都对我非常爱护照顾。很多我的领导都是这样，说不赞同我的观点，但对我很不错。
我大学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因为在大学生辩论会上的表现，到陕西卫视和湖南卫视主持节目，还在中央台主持节目，这让我外婆非常自豪，她跟别人都介绍自己外孙是主持人。她觉得我要发展的道路就和朱军、赵忠祥差不多，这些都是她喜爱的节目主持人，她说你什么时候主持晚会，一定要告诉我哦。其实我对那样的事情发自内心的一点儿兴趣都没有，我甚至连束手束脚的当个主持人都没兴趣。我硕士毕业的时候主动辞了主持人去当一个文字的调查记者那样可以有更多的选题自由，因为当访谈节目主持人选题不自由，禁区太多，当文字记者，去调查上访，拆迁，这些当时电视根本不报到的事情，为那些受委屈发不了声的人说话，才让我觉得激动。但我这个选择让我外婆很遗憾，她觉得我一定是走火入魔了，好好的主持人不当，去揭露社会阴暗面干嘛？我后来发现当个文字记者也不自由，我比焦裕禄更像个劳模，每个月在外面跑至少二十多天天，没节假日的概念，从来不参加新闻发布会拿红包，写得稿子比谁都多，也赚不到什么钱，最后的结果还不讨有关部门喜欢，常常找我麻烦，生活过得都非常艰辛。我的难处，我奶奶非常理解，她常常鼓励我要清清白白做人，不要怕困难，要做国家栋梁。有一次我从云贵山区调研回来，一趟非常艰苦，跟我奶奶说起，她非常高兴，说年轻人就是要经风雨，见世面，她回到房里从箱底拿出一把二战时期的美军刺刀，说这是你爷爷当年在云南缅甸做勘测的时候带着防身的东西，你留着做个纪念。
而我外婆这边，大概也察觉到我的艰难，见面就是，还是当主持人好啊，要入党啊。她还留了一些类似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之类的报纸宣传给我看，要影响我，说现在生活多么幸福啊，你为什么老盯着那些负面消息啊。我没法跟她说什么，只好打哈哈，见面就说些吃喝玩乐，我也不想让他们为我太操心。
因为我外公算是离休干部，一个月一万多的工资，医药费全部报销，我们又不要老两口的钱，所以他们钱花不了，大约2005年之后他俩就迷上了购买保健品。这些卖保健品的真是坏透了，基本上就是传销团伙，以免费健康讲座之类的名义，把老头老太好言好语哄去，去了就找一帮托儿给洗脑，最后拿回家一堆在我看来都是垃圾的所谓灵丹妙药，这些推销保健品的摸清了老人的家底，每个月不让你花个几千都不踏实。特别是后来他们迷恋上了一种号称高科技的“牛初乳”，说他们吃了感觉特舒服，精神旺盛，冬天都不觉得冷，我一听就觉得不对劲，有这么神的牛初乳，那不跟抽大烟的感觉一样么。我劝他们不要吃，但他们就是不听劝，就是说好，那个牛初乳，一包包的，要我说就是兑了什么激素的奶粉片，还给我们全家推荐。像我奶奶那样保守的人才不会相信这种鬼话。可他们一买就买上万块钱的，我说你们干嘛买这么多啊？她说，有促销活动，一次买多少，就可以赠送一床什么纳米材料的被子。这种脑子真是进了水了。
他们买的牛初乳还寄给我，跟我喋喋不休说吃了有多好，实在说服不了他们，但转身我就全扔了。我后来在工作中调查过一次广西来宾的传销团伙，发现绝大多数深陷其中的苦命人，都是毛泽东的崇拜者。我当时没有特别想明白这个情况，过后有一次和我外婆又起了争执，我突然顿悟，可能这真是报应，当年能被毛泽东的邪教忽悠的人，不知反省，自然也会被保健品忽悠，被传销忽悠。毛泽东当年除了用暴力手段，也靠忽悠让农民加入人民公社，他不说把分给农民的土地再收回来，他说请农民进公社食堂免费吃饭，放开肚皮吃饭，这对于饥寒交迫的农民来说太有吸引力了，很多人争先恐后，其实他们吃的不是毛泽东的恩赐，都是他们自己的血汗，最后等待他们的就是饥荒。那些传销分子的利用的心理也还毛泽东一样，以一些蝇头小利加上美好的许诺，把人忽悠进去，然后就上套了。
外婆大约70岁以后疯狂的热爱旅游，参加各种旅行团，这本是一件好事，但他们太不知节制。像我爷爷奶奶的生活习惯像康德一样呆板，每晚到了9点，哪怕是年三十晚上的春节联欢会，他们也上床睡觉了。而我外婆只要一出去玩，像登泰山，半夜爬起来等着看日出这种年轻人的浪漫的事也能做出来，从来不量自己的血压，血糖之类的身体状况。她能玩得开心，当然我也为她高兴，但劝她稍微注意身体，劝她做做体检，我跟她讲老人不比小年轻，心脑血管都非常容易出问题。她就说，只要我玩得开心，明天就死了也没事。我外婆这种态度就像《阿甘正传》里那个珍妮，我想她投胎在上个世纪的中国，就去参与共军地下党，她要是投胎在美国，一定会像那个珍妮一样，跟不着调的人混在一起，而且抽大麻。
另外我爷爷奶奶，平时即使再好吃的东西也不暴饮暴食，尤其是很少到外面去吃饭，后来我在外面吃得多了，发现能赶得上我奶奶安排的饭菜的搭配口味的，都够到五星级饭店当行政主厨了。因为生活规律讲究，我奶奶爷爷都非常长寿健康。
而我外婆虽然娘家有钱，但是毕竟是突然有钱的，不像我奶奶家有几百年的传承，所以饮食品味很差，我外公又是个土八路，在他刻骨铭心的价值观中幸福生活的概念就是天天吃大肉饺子，就像克灵顿当了总统爱吃的还是薯条和汉堡包一样。我外婆一把年纪了，酷爱在外面吃一些味精油脂很重的炒菜，还有肯德基之类的垃圾食品。直到有一次她突然在外面不行了，给救护车送去急救，检查的结果已经是重度糖尿病，以后每天都要打胰岛素。而在此之前她居然从来没有表现出糖尿病的症状，我觉得这简直是个奇迹，说明她一玩儿起来就太投入了，太疯狂了，以至于对自己的身体状况都毫无觉知力。之后没多久，她心脏又出了问题，装了支架和起搏器。即使这样，她还是爱玩，外出旅游毫不减少，她的精神旺盛大概就靠牛初乳片维持。
2010年底的时候茅于轼老先生夫妇去北欧旅游，让我一起陪他们去，我以前从来没有专门陪老人旅游过，在挪威的时候，他们老两口非常快乐，在峡湾的邮轮上喂海鸥，茅老赞叹说：这里真是太美了，这辈子都没到过这么美的地方，比长江三峡美一万倍。茅老讲得时候，我突然想起了我自己的外公外婆，我外婆这么爱旅游，还没有真正出国玩一趟。小时候，外婆带我出去玩，从来没有舍不得花钱，我现在稍微经济条件改善了一些，应该尽一份孝心，他们年纪也大了，趁现在还能出门，如果让我外婆外公出国玩一趟，让他们也能这么快乐，我心里也会很舒服。
回来以后，我就跟她讲，请他们都办个护照，我正好有同学现在是旅行社经理，还有优惠价呢，我要请他们去欧洲玩一圈。我外婆很开心，说她刚装完起搏器，等过一段时间，身体状况稳定了就去。后来又问过她几次，她都说：刚去什么什么地方玩过，比较累，过些日子再说吧，肯定要去的。
直到有一天，我正在外地出差，我妈打来电话，说我外婆病倒了，腹痛特别严重，她一直忍着，直到有一天实在忍不住，都快疼晕了，才到医院检查，发现是子宫癌，没法儿做手术了，癌已经转移扩散了。放下电话，我脑子里第一个浮现出来就是那些牛初乳推销员的嘴脸，虽然癌症的发病有很复杂的原因，但我们家从来没听说谁得这种怪病，近两年吃牛初乳吃得红光满面，其实是以激素破坏了身体内在的平衡。这些年来，我真是拿我外婆一点办法都没有，一想起她来，我都会觉得心痛。她最基本的性格特点就是不愿意面对自己，愿意被麻醉，在她面前细掰敕毛泽东，她就犯心脏病，因为她无法面对和自圆其说自己的人生和本该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交织在一起，但她一唱红歌就精神百倍，因为那种旋律就有一种洗脑使人忘记思考的力量；同样她肚子疼了这么久，都不愿意上医院检查，宁愿靠吃止疼片来掩盖，也是不愿意直面自己身体的病状，对她来说吃牛初乳片的功效和唱红歌是一致的。
医生的意见是，得做化疗，但估计也活不了三个月，晚期的癌症，如果做化疗，对一个老年人来说，非但痛苦，而且几乎可以肯定于事无补。我外婆不愿意在医院呆了，我们全家都同意采取保守疗法。
在医院住了半个月，回到家里，她在我们面前倒是很乐观，表现出一个彻底无神论者的视死如归。好在我外公当医生，擅长针灸、耳针，用这种方法治疗，还颇有些功效，她也终于不再吃牛初乳片了。她每天疼的时候就吃一些止痛片，有些上海的亲戚听说了病情，来南京探望，陪她打麻将，坐在那里可以一打一整天，全不像是有病的人，她只要一打麻将，就不疼了。
2011年的秋天，外婆外公还来了一次北京，住了两个星期，她那时候据她查出癌症已经半年多了，病情相对稳定，我觉得她是为了安慰我们，说感觉好多了，在康复中。那几天，她在北京玩了很多地方，植物园、颐和园、动物园，兴致都很高，她说等她身体再好一些，就和我出国去玩。我知道我外婆喜欢文艺，我想请她到国家大剧院这样的地方看一次演出，最好能有帕瓦罗蒂、多明戈这种水平的男高音歌唱会就好了，不过查了查那段时间都是些现代风格的表演和演唱，外婆说她不感兴趣，不要去，我估计她也是想给我省钱。我们还去了一趟宋庄，看了看我的几个画家朋友的工作室，我在宋庄有个小四合院，刚翻修完，给一个画家朋友住着，那天她说想去看看我的院子，刚巧那个画家不在，我们没法儿进门，她很扫兴，说了一句：“这是我最后一次来北京了。”
他们回南京以后，还出去旅游了几趟，那个春节我带老婆孩子都回南京，好像是刻意回避她的病情，我们都祝她早日康复。我快要回北京的前一天晚上，当时我和老婆孩子在家里的客厅打地铺，老婆孩子都睡了，我把笔记本电脑摆在餐桌上工作，外婆看见客厅还亮着灯，她大概也睡不着，就出来看我，她当时走路都得手扶着墙了。我说，你还不早点儿休息啊。她说，你还没睡啊，我看看你呀。她坐在我边上的椅子上，说，你明天的票买好啦？我说，早订好啦。她沉默了一会儿，突然没头没尾地说了一句：“我们家受得苦实在太大啦，那些过去的事情，我是实在是不敢想啊，你年轻，在外面千万要小心啊。“说完，她就起身，扶着墙回房间了。那一晚上，我没怎么睡觉，我知道我和我外婆十几年的心结，已经解开了。
到了2012年的春天，她的病情恶化到靠止疼片已经无法控制疼痛了，有一次又被送到医院急救。我给她打电话，她都说，我挺好的，你工作忙，不要回来。还说，你要注意身体啊，平时不要开夜车啊。而且她不让我妈把病情和我多说，说，他干正经事，你别让宽宽分心 。
但在我的追问下，我妈妈还是告诉我，说外婆现在疼痛得厉害，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觉，只好坐在沙发上，一坐就是一整夜。她还叮嘱我不要回来，你回来外婆会激动的。
有一天晚上，我出去和朋友们聚会，回家就挺晚，又写了一篇文章，摸上床已经半夜一点了，迷迷糊糊就睡去了，半夜两三点钟，我忽然觉得自己脸上是凉的，从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眼泪流得止不住，好像我看见外婆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在受苦，我爬起来到卫生间拿毛巾擦脸，打开水龙头就止不住嚎啕大哭。
第二天我就也没跟她打招呼，买了张火车票回南京了。见到外婆，样子很憔悴，已经不能下床了。我鼻子一酸，坐在床头就眼泪直流，她拍着我的手说，不许哭，不许哭，你又不是来给我哭丧的。她就给我讲了很多我小时候的故事，她说，我三岁的时候，在东大幼儿园上全托，我小姨还没结婚，很喜欢我，有一次她刚买了一辆新自行车，把接我从托儿所接出来带我去买冰淇淋，她没有带小孩的经验，到了卖冷饮的地方，她让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自行车支起撑脚，她就去买了一块冰砖，一转身回来，我要伸手去接，自行车失去平衡就倒了，我头比较大，咕咚一声摔在地上，自行车压在我身上，我小姨吓傻了，赶快把我抱起来，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小姨，我们的新自行车没摔坏吧？外婆说 ，你小时候真懂事啊。我陪着我外婆聊聊天，好像过去的一幕幕都浮现在眼前。此时她癌细胞已经转移到全身，胃、肝脏、淋巴，都出现反应，她能活这么久，肿瘤病院的医生已经觉得是奇迹了，她疼痛的时候止痛药都控制不住，眉头紧锁，面色苍白，浑身冒冷汗，那时我真想要能到西天盗来什么灵药能治我外婆的病就好了，那怕有鸦片烟，只要能让她不那么痛苦都好。我外婆这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一天阵痛过后，跟我说，她疼得时候就想，菩萨保佑，让全家的病痛，都在她一个人身上承担好了。
这段时间我香港的大姨婆，就是那个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的我外婆的大姐也来南京帮着照顾她。我大姨婆在文革中和他丈夫都被当做美蒋特务，他丈夫是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当时香港是个小地方，远没有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繁华，特别在鬼佬统治下，也很腐败，香港读书好的青年都以到大陆的国立大学念书为荣，他也1949年之后想留在大陆建设祖国，谁知受尽磨难，九死一生。一改革开放，他们生怕政策再变，就第一波什么也没留，急不可耐地跑回香港去了，把大陆的衣服全都烧了。到了香港，年纪已经不小了，黄金的时代也错过了，原来在最高法院工作的，东吴大学的高材生，刚到香港，我大姨婆粤语也不会说，只能当个护士。其实在香港后半辈子生活得都很艰辛，我跟她开玩笑，你要留在大陆，文革后回最高法院，现在至少混个离退休干部多好啊。她说，我这辈子也不遗憾，最后这几十年我总算呼吸的是自由的空气。
大姨婆跟我讲了一些她所知道的我外曾祖父的事情，其中有一条很重要的线索，说我外公当年和一个叫邓葆光的军统将军交好，后来被打成特务就是被这个邓葆光牵连。文革结束以后她在上海见过邓葆光，邓葆光当时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听说了胡信义劳改而死，专门到家里探望，当时我外曾祖母还健在，他说，胡信义是好人啊，是我牵连了他。我大姨婆说这个邓葆光很重感情，看上去一点儿不像个官员，像个大学教授的脾气。我外婆也记得这个邓葆光，他80年代被平反当了全国政协委员，有一次在南京开会，我外婆在民盟组织部工作，看到名单里有这个邓葆光，还去宾馆看望过这个邓葆光。她记得这个人是他父亲的朋友，说是在日本人占领上海的时候应该就认识，50年代说他参加了“东方经济研究所”是后来被打成经济特务的主要原因。但是外婆说，当年她父亲和邓葆光到底干过什么？她也不清楚，邓葆光也不讲。我外婆的解释是，他们就是朋友，我爸是个老实生意人，就是朋友比较多，什么事也没干啊，他不是特务啊。
胡信义的资料是找不到的，我外婆自己家里连一张他的照片都没有保留下来。但邓葆光还是个名人，我下了不少功夫查资料，从各方面拼凑的情况，缕出了事情的大概线索。邓葆光可以说是一个伟大传奇的人物，他当年是日本中央大学的经济学博士，是个读书人，抗战爆发前回国，加入军统。报效国家，深受戴笠赏识。他是不会干那些打打杀杀的事情，他主要从事经济情报的分析，他最卓越的一个功绩是，他最早发现了日军可能突袭珍珠港的意图，并报告给了罗斯福。而他并不是靠像007一样靠上天入地获得情报的，他主要依靠扎实的学术训练带来的分析能力，1941年在中国抗战最艰苦的时期，日本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承认伪满洲国，并和日本签署了一系列商贸合作的协议，这些都在公开的报纸刊登出来了。其中有一条是日本要用橡胶换苏联木材，这并不起眼却引起了邓葆光的注意，他很敏感，日本并不出产橡胶，自己还不够用呢，怎么能向苏联出口橡胶呢？他据此综合分析，得出结论，日军必然在谋划占领南洋的橡胶产地，而要占领南洋，日军的眼中钉必然是太平洋上美国海军据点。最后的结论就是日本人会突袭珍珠港。最后事情的发展证实了邓葆光的判断，这使得罗斯福对中国的军统情报能力刮目相看，这也是1942年梅乐思来到中国和军统建立中美合作所的直接原因之一。
另外邓葆光运用自己的经济知识为抗战服务有很多细节，我在旧书网上，淘到一本叫《少将情报官拂晓归来》的旧书，里面以小说形式写得是邓葆光的口述回忆，其中提到当时中日抗战处于胶着状态，经济战也是一条重要战线，最初国军的政策是封锁和日战区的商贸往来，搞焦土抗战，邓葆光在咨询了一些工商界人士之后，上书蒋介石一个报告，标题是《抢夺敌方物资，安定后方经济》提出应该鼓励支持中国商人在日占区采购商品，特别是棉纱等基本物资，以商战来遏制日本，受到蒋介石的高度赞赏，蒋介石对这样的经济情报研究也从此非常重视。而我外曾祖父当时正在上海经营挺有名的吉泰纱号、吉泰米号，涉及到经济战，也是商人求利的本分，和军统的人有所接洽是正常的。
而抗战胜利以后，邓葆光是上海的逆产接收大员，此人的读书人脾气又发作了，他对之后的国共内战兴趣不大，他兴趣在于研究问题，包括接收日伪资产的时候，他特别对日伪档案和书籍感兴趣。就建立了一个“东方经济研究所”，进行经济研究。国共内战爆发，共军占领上海以后，邓葆光带着这批资料去了香港，而这竟给他差点儿惹来杀生之祸，因为叛变，他在香港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暗杀，险些丧命。而共产党又特别需要他这批资料，通过潘汉年极力拉拢他回大陆，特别把这批资料上交给了“人民政府”。我以为从共产党的文化性格而言，不会对一批所谓“珍贵图书”如此感兴趣，当时的共产党领导真正非要拿到手的，其实是其中的日伪档案，尤其是抗战期间涉及到毛泽东、周恩来、康生直接指挥下通过潘汉年的地下党组织和当年日伪政权的一些摆不上台面的交易的史料。在1955年毛泽东批示“此人从此不可信用”之后，潘汉年被审判定为“内奸”。而邓葆光之后入狱25年，妻离子散，就是受到潘汉年的牵连，而我外曾祖父就是受到邓葆光的牵连。
我外婆是个不爱读书的人，又多年被洗脑，所以她对于二战是怎么回事？中国抗战是怎么回事？并没有一个全局性的历史观。一提到她父亲，她只会像祥林嫂一样重复：我爸冤枉啊，他没有参加军统啊，他不是经济特务啊。在病床前，我跟她从头到尾介绍了，抗战中的中美关系，军统是一个怎么样的组织？邓葆光干的是什么样的情报工作？何为经济情报？过去我在她面前一细说历史，她就说心脏病要犯，不许我讲，这次她听得很耐心。我跟外婆讲，以后再有人说你爸是经济特务，你根本不用辩解，你应该感到自豪，军统是国民政府的杰出组织，军统的人不是后来共产党描述的恶魔，相反他们是民族英雄，你爸爸作为一个衣食无忧的成功商人，在上海这个日占区，他作为一个中国商人无论是给军统提供经济信息，还是抗战胜利后和邓葆光这样的军统将军合作参与东方经济研究所，非但没什么可藏藏掖掖的，反而值得骄傲。憔悴的病容中，她两眼放出光彩，她跟我说：宽宽啊，我这一辈子是过得糊里糊涂的啊。我想此刻，外婆心里最后解不开的心结已经打开了。
我在南京呆了几天，看她病情比较稳定，又回到北京，我叮嘱我妈，如果外婆的病情有什么恶化，一定要通知我，我心里已经有了最坏的打算，也许真的就要准备和她在这个世界上告别了。但每次通电话，外婆都显出精神很好的样子，还叮嘱我，不要开夜车，特别要注意休息。我外公大概是感情太深，所以也出现幻觉了，总跟我说，她病能好，还说，她就不放心你啊，你在外面说话一定要小心啊。到了2012年的十月份，我越来越多的打电话的时候，我外公都说外婆在休息，让我别担心，但我有了某种预感。
那天我躺在开往南京的火车卧铺里，我非常喜欢坐火车，因为在火车的节奏中可以很香甜的入睡，可那天我睡不着，坐在火车上，窗外的景物在飞快的倒退，仿佛把我带入了一条时空的隧道。一幕幕的从小到大的景象，我们的快乐，我们的分歧都在我眼前闪回。在10点半的时候，我收到了一条短信：外婆刚刚去世了，她走得很平静。
我也不是什么宗教徒，但我相信她是往生极乐了，是老天爷接引她了，或者叫蒙天上的父的召唤了。
外婆，再见！你放心去吧，我会很好的，我们全家都会平安幸福的，我们家和我们的国家不会再遭遇那些运动的磨难了，我们家的孩子不会再生活在那样的世界，让他们需要为自己说出内心的想法而感到恐惧。外婆，我知道你一定到了天堂，你在那里会见到你的爸爸，你的哥哥，那里是清白的好人应该去的地方，以后我还会陪着你旅游，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外婆，亲爱的外婆，再见！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