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行24——沃尔姆斯 Worms

沃尔姆斯（Worms）坐落在美因茨正南五十公里处的莱茵河西岸，是德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历史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罗马时期。早在古罗马时代，这里就因其重要的交通位置而成为军事与贸易据点。中世纪时，沃尔姆斯发展为神圣罗马帝国的重要城市和主教驻地，也是欧洲犹太文化的重镇之一，与美因茨Mainz、施派尔Speyer并称为“ShUM三城” *注1，构成了欧洲犹太文明（特别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 Ashkenazi Jews *注2）的摇篮。

沃尔姆斯在德意志文化史上最著名的标签，莫过于与中世纪英雄史诗《尼伯龙根之歌》（Nibelungenlied）的深厚联系。这部成书于12-13世纪的长篇史诗被视为德语文学的奠基之作，其故事核心正发生在沃尔姆斯，这里是勃艮第王国国王冈特（Gunther）的都城。史诗前半部分讲述英雄齐格弗里德（Siegfried）的传奇经历：他杀死巨龙，沐浴龙血而获得刀枪不入之身（唯独背后被树叶遮挡的一处成为致命弱点），又夺得尼伯龙根宝藏和隐身斗篷。齐格弗里德来到沃尔姆斯，协助冈特国王征服强大的冰岛女王布伦希尔德（Brünhild），国王因此娶到了女王，而齐格弗里德也迎娶了国王的妹妹克里姆希尔德（Kriemhild）。然而，这段看似荣耀与爱情并存的婚姻，暗中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随着故事推进，宫廷内部的权力、尊严与嫉妒逐渐爆发。克里姆希尔德与布伦希尔德因地位之争发生激烈冲突，最具象征性的一幕，正是两位王后在沃尔姆斯大教堂门前，为“谁有资格先进入教堂”而公开争执。克里姆希尔德在争执中揭露齐格弗里德曾以隐身斗篷帮助国王征服布伦希尔德的秘密，彻底击碎了后者的尊严。由此引发的仇恨最终导致国王的忠臣哈根（Hagen）设计谋杀齐格弗里德，在一次狩猎中刺中他唯一的弱点并杀死了他。史诗后半部分则转向克里姆希尔德漫长而冷酷的复仇：她嫁给匈人国王埃策尔（Etzel，即阿提拉），借助新的权力体系，将沃尔姆斯的勃艮第诸王引入陷阱，故事在几乎所有主要人物同归于尽的毁灭性结局中落幕。

这种文学记忆并未停留在文本之中，而是被沃尔姆斯有意识地融入城市空间。大教堂前的绿地上有一处奇特的公共艺术装置，是两座彼此对峙的抽象金属雕塑。它们象征克里姆希尔德与布伦希尔德在教堂门前的冲突：撕裂的形态暗示尊严的崩塌，彼此无法相交的姿态象征不可调和的对立。艺术家刻意回避具象人物形象，使观者关注冲突本身——一句话、一次公开羞辱，如何引发无法逆转的历史悲剧。

王后之争

正是因为那场决定命运走向的争执发生在教堂门前，沃尔姆斯圣彼得大教堂（Dom St. Peter）从一开始便不仅是一座宗教建筑，更成为了城市历史、文学与现实交汇的重要场所。

作为上莱茵河谷著名的三大“帝国大教堂”（Kaiserdom）之一，它与美因茨、施派尔大教堂共同构成了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权力支柱。其东西双唱诗班席的独特布局，在空间上直观地展示了中世纪“教权与皇权并立”的政治构架。

教堂主体始建于12世纪，是罗曼式建筑（Romanesque）的巅峰之作。其厚重的砂岩墙体、对称的四座塔楼以及半圆形的拱窗，体现出中世纪宗教建筑追求永恒与秩序的审美理念。大教堂不仅是宗教礼拜场所，更是历史舞台的重要见证者：从1122年结束教权皇权之争的《沃尔姆斯宗教协定》，到1521年马丁·路德在那场改变世界的帝国议会上的抗辩，它始终屹立在风暴中心。

教堂北门的雕塑很有意思，拱门上方，圣彼得头戴王冠，端坐宝座之上，右手持权杖，左手托举象征统治与守护的十架宝球，整体造型庄重而威严，体现他作为使徒之首和教会权威源头的地位。浮雕下方清晰可见的金钥匙是辨识其身份的关键标志，直接指向《圣经》中“天国之钥”的典故，象征赦罪与进入天国的权柄。中间的铭文为中古德语风格的德文诗句，内容是对沃尔姆斯这座城市的祝福与守护誓言。原文大意是：

从今以后，愿你的荣光绽放， 愿这份荣耀，成为你实至名归的勋赏。 因为你啊，沃尔姆斯，始终以睿智与忠诚自守。 十字架已将你祝圣归主， 利剑已为你开疆立国。 彼得，你仁慈的守护圣人， 必将赐予你永恒稳固的庇佑。

大教堂东西走向，主祭坛设在最东头，鎏金雕塑，富丽堂皇，美不胜收。与整体厚重、内敛的罗曼式风格不同，这座18世纪的巴洛克主祭坛以鎏金装饰和强烈的纵向结构，营造出一种向上涌动的视觉力量。圣体龛位于中心位置，层层递进的柱式与天使群像将视线引向高处的十字架，象征从人间到神圣的秩序与通道。它并非简单的装饰叠加，而是宗教改革之后天主教以视觉与仪式回应信仰危机的产物，在这座曾见证路德挑战教会权威的城市中，主祭坛的辉煌本身便是一种对新教改革的无声回应。

与主祭坛所营造的视觉震撼相呼应，大教堂内的讲经坛（pulpit）则象征着话语与权威的重新确立。这座17世纪初的巴洛克讲坛诞生于宗教改革余波未平的时代，当“谁有资格解释圣经”成为欧洲最尖锐的问题之一，讲道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神学分量，甚至被视为一场关乎真理归属的属灵争战。讲坛顶部，天使吹响象征胜利与宣告的号角，宣示正统信仰的声音应当被清晰而庄严地传达；而基座上承托结构的圣徒与福音书作者，则将这一声音牢牢锚定于使徒传承之中，强调教义的权威并非源于个人洞见，而是根植于教会绵延不断的传统。

在教堂西端，沃尔姆斯大教堂保留了一处颇为少见的双诗班席设置。诗班席分列两侧、相对而坐，原本服务于中世纪礼仪中的对唱传统，使吟诵的声音在空间中往返流动，而非单向传播；厚重的石墙与拱顶放大了人声回响，使唱诗本身成为建筑体验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在沃尔姆斯这样一座主教权力与帝国政治密切交织的城市中，东西双唱诗空间所呈现的对称格局，恰与中世纪关于教权与皇权并立、同源而分工的政治神学观念形成呼应。

在大教堂的北墙上，依次排列着一组题材连贯、雕刻精美的大型石雕，从“天使报喜”，“救主降生”，经由“死后安葬”与“基督复活”，最终指向“耶西之根”。这一序列并非简单复述《福音书》的时间顺序，而是以神学逻辑构成一条从降生、受难到救赎与应许的完整叙事链条。诞生场景强调道成肉身的开始，安葬与复活集中呈现死亡被超越的核心信念，而“耶西之根”则将基督置入旧约谱系之中，强调他既是历史中的人，也是预言所指向的弥赛亚。

天使报喜（网络截图）

救主降生

死后安葬

基督复活

耶西之根

走出沃尔姆斯大教堂，绕到北侧，那里有一个小小的花园，这便是当年主教宫（Bishop's Palace）所在的位置。1521年4月，正是在这里，马丁·路德被传召出席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主持的沃尔姆斯帝国议会（Diet of Worms）。

这场历史性的对峙并非突如其来，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数年前马丁·路德在威登堡的行动。1517年10月31日，作为奥古斯丁会修士和神学教授的路德，在教堂大门上贴出了《九十五条》，对当时教会中赎罪券的销售及其背后的神学逻辑提出质疑。路德最初的意图仍是学术讨论，然而，随着印刷术的传播，这些论纲迅速在德意志各地流传，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大学与修道院的范围。争论随之升级，路德的立场也逐渐从批评具体做法，发展为对教会权威结构本身的挑战，提出“唯独圣经”“因信称义”等原则。

这一冲突最终被推入帝国政治的层面。1521年4月16日至26日，新即位不久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召开沃尔姆斯帝国议会（Diet of Worms），试图恢复宗教与政治秩序。在萨克森选侯腓特烈三世（智者腓特烈）给予的安全保证下，路德进入沃尔姆斯，接受皇帝、教廷代表和帝国诸侯的联合质询。教皇代表要求路德收回他的“错误”言论，经过一夜思考，次日路德掷地有声地回答道：

“除非我能被圣经的见证或清楚的理性论证所驳倒，否则我仍然受我所引用的经文所约束，我的良心也被上帝的话语俘获。因为我既不单单相信教皇，也不单单相信大公会议，众所周知，他们曾多次犯错，并且自相矛盾。因此，我不能、也不愿撤回任何东西，因为违背良心的行为既不安全，也不明智。愿上帝帮助我。阿门。”

于是，1521年5月查理五世颁布《沃尔姆斯敕令》，宣布路德为帝国公敌，禁止其著作传播，并剥夺其法律保护，理论上任何人都可以将其杀害而不受惩罚。离开沃尔姆斯后不久，路德在返程途中被智者腓特烈秘密“劫持”，送往偏僻的瓦特堡隐匿起来。在瓦特堡期间，他以假名生活，完成了德文《新约圣经》的翻译工作，使宗教改革的思想从学术与政治争论，进一步进入普通民众的语言与信仰生活之中。

主教宫遗址公园

公园的铭牌：这里是西方世界最值得纪念的地点之一。

这里曾是：

罗马人的神圣祭祀区，

尼伯龙根的王城，

查理大帝的皇帝行宫，

沃尔姆斯亲王主教的宫廷。

它在1689年和1794年被法国人摧毁。

超过一百次帝国议会与诸侯会议曾在此召开。

就在这里，马丁·路德曾站在皇帝与帝国面前。

今天，在当年路德受审的地方，放置着一双名为“路德的鞋”的青铜雕塑，静静地标记着那场决定欧洲命运的历史瞬间。站在这双“路德的鞋”里，人们不再只是旁观者，而是被邀请置身于1521年的沃尔姆斯：面前是年轻的皇帝查理五世，周围环绕着帝国诸侯、教皇使节与神学权威，空气中弥漫着政治压力与不容退让的审视目光。在这样的紧张氛围中，路德必须在撤回与坚持之间作出选择。那不仅是一场公开的神学辩论，更是一场彻底暴露于权力之下的良心挣扎——一个人，如何在庞大而严密的权威体系面前，仍然站立得住。

对照我们自身的历史，不难想到那些在压力之下选择低头、认错、配合体制的国家主席，总理和总书记们：他们曾经拥有至高无上的头衔，却无法为自己的信念负责。如此一比，一介布衣、无权无势的路德愈发显得高大，他所坚持的并非个人英雄主义，而是一种更深层的顺服——不是顺服皇权，不是顺服教会机器，而是顺服自己所确信的真理和良心，顺服上帝的呼召。正是在这一点上，路德不只是历史人物，更呈现出圣徒的形象：一个在权力面前拒绝出卖良心的人。

在公园对面的人行道上，四块锈红色的雕塑依次排开，上面刻着宗教改革最核心的信条——“四个唯独”：Solus Christus（唯独基督）、Sola Gratia（唯独恩典）、Sola Fide（唯独信心）、Sola Scriptura（唯独圣经）。这些简洁而锋利的拉丁文，被放置在日常行走的街道边，仿佛刻意提醒大家：宗教改革并非只属于神学殿堂，而是面向公共生活的宣告。顺着立柱的方向望去，不远处沃尔姆斯大教堂厚重的塔楼静静矗立，罗马式的石头结构与当代金属装置在视线上彼此对话——一边是中世纪积累起来的制度与权威，一边是将一切简约成“唯独”的信仰原则。它们并未彼此否定，而是在同一座城市的空间中并置存在，正因为这里既承载传统，也容纳断裂；既保留高塔，也允许新的信仰语言被阅读和思考。

离开主教宫公园往北走一个街区，就是沃尔姆斯的路德纪念碑（Lutherdenkmal），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构思也最为宏大的宗教改革纪念碑之一，完成于1868年，由德国著名雕塑家恩斯特·里切尔（Ernst Rietschel）及其学生共同创作。纪念碑以路德为中心，但并未将他塑造成孤胆英雄，而是将他置于一整套历史与思想谱系之中：围绕在他周围的，是宗教改革的先驱者与关键人物，包括扬·胡斯（Jan Hus）、萨沃纳罗拉（Savonarola）、彼得·瓦尔多（Peter Waldo）、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等被视为改革先声的人物，以及墨兰顿（Melanchthon）、黑森的腓力一世（宽容者腓力）、萨克森选侯腓特烈三世（智者腓特烈）和人文主义学者约翰·罗伊希林（Johann Reuchlin）等直接推动或保护改革运动的人物。纪念碑三边中部的女性雕像并非具体人物，而是象征支持宗教改革的施派尔（Speyer）、奥格斯堡（Augsburg）和马格德堡（Magdeburg）三座城市。纪念碑的整体布局呈现出一种群像式的历史观：路德并非凭空出现，而是站在一条漫长而复杂的传统链条之上，也正是在沃尔姆斯，这根链条第一次被清晰地呈现在公众面前。

纪念碑群雕的四角顺时针方向从左到右依次是：

萨克森选侯腓特烈三世——智者腓特烈（Frederick the Wise）
路德最重要的政治保护者之一，虽未立即公开皈依新教，却坚持司法程序与学术讨论，确保路德在沃尔姆斯受审后得以安全脱身。

约翰·罗伊希林（Johann Reuchlin）
人文主义学者，希伯来文与古典语言的捍卫者，在“犹太书籍之争”中反对焚书，强调学术自由与文本研究。他代表了人文主义为宗教改革提供的思想土壤。

菲利普·墨兰顿（Philipp Melanchthon）
路德最重要的合作者与系统化者，以温和理性著称，负责将宗教改革思想整理为可传授、可辩护的神学体系。他使改革运动从激情走向制度与教育。

黑森的腓力一世（Philip I of Hesse）——宽容者腓力
最早公开支持路德的德意志诸侯之一，积极推动新教在领地内的实施，并为宗教改革提供关键的政治与军事保护。我们在马尔堡一文中有过介绍。

雕像底座围绕着四位改革先驱

萨沃纳罗拉（左）

15世纪末佛罗伦萨的激进改革者，以道德更新和反对教会世俗化著称，最终因挑战教会权威而被处死。他象征着改革精神中道德激情与悲剧性的结合。

扬·胡斯（右）

波希米亚的神学家与改革先驱，主张圣经高于教会权威，批评教会腐败，最终于1415年在康斯坦茨会议上被处以火刑。路德后来明确承认，自己的许多思想与胡斯一脉相承。

约翰·威克里夫

14世纪英格兰神学家，主张圣经是信仰的最高权威，并推动将圣经译成英语。他的思想深刻影响了胡斯及后来的宗教改革传统。

彼得·瓦尔多

12世纪里昂的平信徒传道者，倡导贫穷、用俗语传讲圣经，并强调信徒直接面对上帝的责任。其追随者“瓦尔多派”被视为后来新教思想的重要先声。

施派尔（Speyer）的抗议

1529年的施派尔，标志着宗教改革第一次以公开、集体、政治性的抗议形式登上历史舞台。在这一年的帝国议会上，皇帝试图撤销此前对宗教改革的宽容政策，一批支持改革的诸侯和自由城市正式提出书面抗议（Protestation）。正是从这一事件开始，“新教徒”（Protestanten）这一称呼进入历史。施派尔因此象征宗教改革从神学争论走向政治立场的关键转折——信仰问题不再只是教会内部事务，而成为必须面对的公共选择。

奥格斯堡（Augsburg）的妥协

1555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确立了“谁的领地，谁的宗教”（cuius regio, eius religio）的原则，使路德宗在神圣罗马帝国内获得合法地位。这是一种充满限制的承认——它牺牲了个人选择，却换来了政治秩序的暂时稳定。奥格斯堡因此象征宗教改革从对抗走向制度化妥协的阶段，也显示出信仰自由在现实政治中必须付出的代价。

马格德堡（Magdeburg）的殉难

1631年的马格德堡，并非宗教改革的开端，而是其最惨烈的历史回声。在三十年战争中，这座坚定支持新教的城市被天主教联军攻陷并几乎彻底毁灭，成千上万的平民死于屠杀，“被马格德堡化”（magdeburgisieren）一度成为“彻底毁灭”的代名词。宗教改革不仅塑造了新的信仰秩序，也在欧洲历史上留下了深重而难以抹去的创伤记忆。

离开路德纪念碑，不远处是圣三一教会广场，抬头看到了这座市政钟楼。钟面上，机械指针一格一格地推进，黄道十二宫在下方静静环绕。帝国议会早已散场，主教宫化为遗址，路德的鞋被嵌进街道，纪念碑上的人物凝固成青铜，而钟楼依旧每日报时，照常运转。在这里，历史不再以宣言或对峙的形式出现，沃尔姆斯最终留给人的，并不是某一次的胜利或裁决，而是一种更持久的提问：当时代的钟声再次敲响，站在时间面前的我们，是否仍知道自己应当顺服什么，又愿意为良心承担多少代价。

*注1 “ShUM” 这个缩写取自这三座城市中世纪希伯来语名称的首字母：

• Shin (Sh)：代表 Shpira（施派尔 Speyer）
• Waw (U)：代表 Warmaisa（沃尔姆斯 Worms）
• Mem (M)：代表 Magentza（美因茨 Mainz）

在希伯来语中，“Shum” 恰好也有“大蒜”的意思，因此在某些中世纪文献中，这三个城市有时也会被幽默地与大蒜联系起来。

*注2 阿什肯纳兹犹太人（Ashkenazi Jews）是犹太民族中最大的分支，起源于中世纪定居在德国莱茵河谷（特别是美因茨、沃尔姆斯等“ShUM三城”）的群体。其名称源自圣经中对德国地区的称呼。他们在中世纪由于迫害逐渐由西向东迁徙至波兰和俄国，形成了独特的意第绪语文化（Yiddish - 德语、希伯来语与斯拉夫语的结合）。阿什肯纳兹人以严谨的经学传统和对教育的极度重视著称，现代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哲学家及艺术家（如爱因斯坦、马克思、弗洛伊德）均出自这一群体，他们也是二战期间纳粹大屠杀的主要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