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罗伦萨随笔(十六)圣十字大教堂——意大利的先贤祠

圣十字大教堂(Basilica di Santa Croce)是佛罗伦萨另一座重量级教堂。它不像圣母百花大教堂那样以巨大的穹顶震撼人心,也不像圣约翰洗礼堂那样承载着城市最古老的宗教记忆,但如果想认识佛罗伦萨那些真正改变过意大利历史的人,这里几乎是绕不开的一站。

圣十字大教堂始建于13世纪末,是方济各会在佛罗伦萨最重要的教堂之一。教堂本身当然有极高的艺术价值,里面保存着乔托(Giotto)等大师的壁画,以及多纳泰罗(Donatello)等人的作品,但真正让它拥有特殊地位的,是安葬和纪念在这里的一长串名字。

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伽利略(Galileo Galilei)、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罗西尼(Gioachino Rossini)等人的陵墓都在这里;但丁(Dante Alighieri)虽然最终长眠于拉文纳(Ravenna),圣十字大教堂里仍然为这位佛罗伦萨最伟大的诗人树立了一座巨大的纪念碑。漫步教堂两侧,几乎每走几步就会遇见一个写进欧洲历史、艺术史或科学史的名字。

也正因为如此,圣十字大教堂常被称为“意大利的先贤祠”——文艺复兴的雕塑家、近代科学的奠基者、政治思想家、诗人和音乐家,在同一座教堂里彼此相望。佛罗伦萨曾经孕育出的那些思想、艺术与科学,也仿佛在这里重新汇聚到了一起。


教堂前的广场上,最醒目的,是这座高大的但丁纪念碑(Monumento a Dante Alighieri)。雕像由拉文纳雕塑家恩里科·帕齐(Enrico Pazzi)创作,于1865年落成,正值但丁诞辰600周年。当时意大利刚刚完成统一不久,但丁也越来越被视为整个意大利民族文化与语言统一的象征。

雕像中的但丁头戴桂冠,披着长袍,神情严肃而冷峻,手中拿着自己的《神曲》(Divina Commedia),身旁还有一只展开双翼的雄鹰。基座正面刻着:

A DANTE ALIGHIERI 但丁·阿利吉耶里
L'ITALIA 意大利
M·DCCC·LXV 1865年




在这座纪念碑背后,其实藏着一段很有讽刺意味的历史。

但丁年轻时曾积极参与佛罗伦萨政治。当时佛罗伦萨长期陷在党派斗争之中,最初是支持教皇的一派与支持皇帝的一派的对立;教皇派获胜以后,内部又分裂成“白党”和“黑党”。但丁属于白党,而且一度担任过佛罗伦萨最高行政长官——执政官。

白党虽然支持教皇,但不愿让教皇过多干涉佛罗伦萨的政治;黑党则更加依附教皇势力。1301年,教皇博尼法斯八世(Pope Boniface VIII)支持的法国王子瓦卢瓦的查理(Charles of Valois)进入佛罗伦萨,黑党趁机夺取政权。当时但丁恰好在外执行外交任务,于是成为政治清算的对象。

1302年,佛罗伦萨新政府指控但丁贪污、滥用职权等罪名,判处他缴纳巨额罚款并流放。由于但丁拒绝认罪,也没有回城缴纳罚款,判决很快进一步升级:如果他胆敢返回佛罗伦萨,将被活活烧死。

从那以后,但丁再也没有回到自己的故乡。

他在意大利各地漂泊了将近二十年,也正是在流亡岁月里完成了《神曲》的大部分创作。1321年,但丁最后客死拉文纳(Ravenna),并被安葬在那里。

后来佛罗伦萨逐渐意识到,当年被自己驱逐出去的这个人,竟然成了意大利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于是几次想把他的遗骨迎回故乡。尤其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连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等人都曾支持将但丁遗骨迁回佛罗伦萨。但拉文纳的方济各会修士始终不愿交出遗骨,甚至一度秘密把遗骨藏了起来。

所以直到今天,圣十字大教堂里面虽然有一座宏伟的但丁纪念墓,里面却是空的;真正的但丁仍然长眠在当年收留他的拉文纳。

佛罗伦萨当年把但丁逐出城门,甚至宣布他若归来便处以火刑;几百年后,却又把一座巨大的但丁雕像竖在城市最重要的广场之一,让他头戴桂冠,永远俯视着自己的故乡。

某种意义上,这也算是佛罗伦萨迟到了五百多年的道歉。

教堂里面的但丁纪念墓(Cenotaph of Dante Alighieri),是由佛罗伦萨雕塑家斯特凡诺·里奇(Stefano Ricci)创作的,1829年完成。纪念碑中央高处坐着头戴桂冠、陷入沉思的但丁,下方石棺上刻着“ONORATE L’ALTISSIMO POETA”,意为“向这位至高的诗人致敬”,这句话原本出自《神曲·地狱篇》第四歌,当诗人维吉尔(Virgil)带着但丁进入“地狱边缘”(Limbo)时,他们遇见了荷马等古代大诗人,众人便说了这句话,致敬维吉尔。这句话这里被移用到但丁身上,借《神曲》自己的语言来赞美它的作者。

石棺左侧站着的是“意大利”(Italia)的人格化形象,她头戴城冠,一手指向但丁,象征将他奉为整个民族的伟大诗人;右侧伏在墓旁哭泣的女性则象征“诗歌”(Poesia),手中拿着桂冠和《神曲》。她手中拿着桂冠和一本书,书上刻着《神曲·炼狱篇》第24歌中的句子:

IO MI SON UN CHE QUANDO
AMOR MI SPIRA, NOTO…

大意是:

“我是这样一个人:当爱向我吹来灵感时,我便把它记下……”

纪念碑下方的拉丁文特别说明,这是一座为但丁修建的“荣誉之墓”,而不是真正的陵墓,因为但丁的遗骨至今仍安葬在拉文纳。


但丁纪念墓旁边,就是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 Buonarroti)的陵墓。米开朗基罗1564年在罗马去世后,佛罗伦萨人一直希望把这位最伟大的艺术家迎回故乡,最后他的遗体被秘密运回佛罗伦萨,安葬在圣十字大教堂。陵墓由乔治·瓦萨里(Giorgio Vasari)设计,中央上方是米开朗基罗的半身像,下面坐着三位神情哀伤的女性,她们分别象征绘画(Painting)、雕塑(Sculpture)和建筑(Architecture),也正对应米开朗基罗一生最重要的三种艺术成就。三位女神围坐在石棺周围,仿佛都在为失去自己的大师而悲伤。墓碑上方还有一幅《圣殇》(Pietà)壁画,由乔万·巴蒂斯塔·纳尔迪尼(Giovan Battista Naldini)创作。画中死去的基督被众人扶住,圣母玛利亚在一旁悲痛地注视着他。两侧的小天使则把巨大的红色帷幕向两边掀开,使整座陵墓看起来就像一座正在拉开幕布的舞台。把《圣殇》放在米开朗基罗的墓上尤其意味深长,因为这也是他一生反复创作的题材,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如今收藏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的《圣殇》。




石棺上方正中央是米开朗基罗的半身像,由乔万·巴蒂斯塔·洛伦齐(Giovanni Battista Lorenzi)雕刻,其形象源自米开朗基罗去世后制作的死亡面具,因此那张苍老、严峻而略显疲惫的面孔,很可能与他生命最后阶段的真实容貌相当接近。


米开朗基罗墓的对面,就是伽利略(Galileo Galilei)的陵墓。伽利略1642年去世时,因为曾受到宗教裁判所审判,他并没有立刻得到这样隆重的安葬,只被较为低调地埋葬在圣十字大教堂的一处角落。直到近一个世纪之后,1737年,他的遗骨才被迁入今天这座宏伟的陵墓。墓碑中央是伽利略的坐像,他一手握着卷轴,另一侧放着天球和书籍,象征他在数学、天文学和自然哲学上的成就。两旁的女性雕像分别象征天文学(Astronomy)和几何学(Geometry):左侧人物手持天文图表,右侧人物则依靠着几何工具。墓碑上的拉丁文把他称为“几何学、天文学和哲学最伟大的复兴者”。站在这里回头一看,米开朗基罗和伽利略正好隔着教堂相对而立,一个代表文艺复兴艺术的巅峰,一个代表近代科学革命的开端。



但丁纪念墓的另一侧,是政治思想家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的纪念墓。墓碑正面刻着一句非常有气势的拉丁文:“Tanto nomini nullum par elogium”,意思是“对于如此伟大的名字,任何赞辞都不足以与之相称”。上方的女性寓意形象扶着马基雅维利的肖像,象征政治智慧与国家治理。马基雅维利最著名的作品当然是《君主论》(The Prince),他对权力、国家和政治现实的冷静分析,使他的名字后来几乎成了“现实政治”的代名词。


再往前走几步,便是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Gioachino Rossini,1792–1868)的陵墓。罗西尼是19世纪歌剧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塞维利亚的理发师》(The Barber of Seville)、《威廉·退尔》(William Tell)等作品至今仍是歌剧舞台上的经典。他晚年长期生活在巴黎,1868年去世后最初也安葬在那里,直到1887年,遗骨才被迁回佛罗伦萨,安葬在圣十字大教堂。眼前这座陵墓采用新文艺复兴风格,石棺上方刻着他的名字和肖像,前方一位披着长袍的女性伏在墓前哀悼,象征音乐或悲剧艺术。和前面的米开朗基罗、伽利略、马基雅维利一样,罗西尼也被纳入了这座“意大利先贤祠”的行列。


再往前,是多纳泰罗(Donatello)1435年左右创作的《卡瓦尔坎蒂圣母领报》(Cavalcanti Annunciation)。天使加百列单膝跪地向玛利亚报喜,玛利亚则像是刚从读经中被突然打断,身体微微后退,一手按在胸前,脸上既有惊讶,也有谦卑。多纳泰罗把人物雕得几乎要从背景中走出来,使这个神圣的瞬间一下子有了真实的人情味。外面的建筑框架大量采用古典式装饰,灰色砂岩上又点缀着金色,顶部三对小天使或彼此依偎、或探头张望,让整件作品既庄严又生动。


圣十字大教堂的主礼拜堂,几乎从地面一直画到拱顶,色彩和人物密集得让人目不暇接。两侧墙面和顶部的壁画主要由阿尼奥洛·加迪(Agnolo Gaddi)在14世纪末创作,讲述中世纪著名的“真十字架传说”(Legend of the True Cross):其中一幅表现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在战争前得到十字架的异象,并相信自己将凭这个标志取得胜利;接下来,他的母亲圣海伦娜(St. Helena)前往耶路撒冷寻找耶稣受难时真正使用过的十字架。人们从地下挖出三副十字架,却无法判断哪一副属于基督,于是又通过神迹来验证:当真正的十字架触碰一名死者时,死者竟然复活。就这样,所谓“真十字架”终于被确认。阿尼奥洛·加迪(Agnolo Gaddi)把这个跨越数百年的传奇故事画成一组规模宏大的连续画卷,也让“圣十字”真正成为整座教堂最核心的主题。


穿过教堂侧翼,我们来到圣器室(Sacristy)。这是一个14世纪的大空间,原本主要供神父在弥撒前更衣和准备礼仪使用,也曾作为修士们开会和集体祈祷的地方。中央墙面几乎全部覆盖着14世纪中期乔托学派(School of Giotto)的壁画。这里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作品,就是契马布埃(Cimabue)的大型木制《十字架上的基督》(Crucifix)。画中的基督不再像早期拜占庭圣像那样僵直地悬在十字架上,而是低垂着头,身体沉重地向一侧弯曲,已经开始表现真实肉体在死亡中的重量与痛苦。令人感慨的是,这件700多年前的作品曾在1966年佛罗伦萨大洪水中遭到毁灭性破坏,约六成绘画表层被洪水和泥浆冲毁。虽然经过多年修复得以保存下来,却再也无法恢复原貌。如今它悬挂在圣器室中,不仅是一件中世纪艺术杰作,也成了那场洪灾留给佛罗伦萨最深刻的伤痕之一。


穿过圣器室继续往里,便进入昔日修士初学院(Novitiate)一带。这里如今保存着不少从圣十字大教堂旧祭坛以及其他被废弃修道院中移来的作品,其中美第奇礼拜堂(Medici Chapel)里就陈列着萨尔维亚蒂(Francesco Salviati)的《基督下十字架》等16世纪大型祭坛画。

弗朗切斯科·萨尔维亚蒂(Francesco Salviati)的《基督下十字架》(Deposition from the Cross),创作于1547–1548年。画面正表现耶稣刚刚被从十字架上卸下来的瞬间:上方的亚利马太人约瑟(Joseph of Arimathea)和尼哥底母(Nicodemus)等人合力托住基督失去生命的身体,下方圣母玛利亚几乎因悲痛而昏厥,抹大拉的马利亚、使徒约翰以及其他妇女围在她身边。整幅画最显眼的是人物扭转的身体、强烈的动作以及粉红、蓝、橙、绿色相互碰撞的鲜艳色彩,这些都是佛罗伦萨矫饰主义的典型特点。瓦萨里(Giorgio Vasari)当年还特别称赞画中裸体基督的处理,以及整组人物的安排和色彩。这件祭坛画在1966年大洪水中也曾严重受损,后来经过修复。


这里最醒目的一幅,是布龙齐诺(Bronzino)1552年创作的《基督下降阴间》(The Descent of Christ into Limbo)。故事来自《尼哥底母福音》和后来流行的《黄金传说》:基督死后、复活之前曾下降阴间,把那些在他降生以前已经去世的义人带出来。画中基督披着蓝布、手持象征复活胜利的十字旗,正从拥挤的人群中伸手救出众人,黑暗角落里甚至还能看到窥视的恶魔。整幅画塞满扭转、交叠的裸体人物,色彩艳丽,人体修长而近乎雕塑般光滑,是佛罗伦萨矫饰主义非常典型的作品。也正因为画中裸体太多,到了反宗教改革时期还曾被批评“不够庄重”。这件作品原来就在圣十字大教堂的赞基尼祭坛上,后来祭坛被拆,作品几经迁移,如今与萨尔维亚蒂的《基督下十字架》一起陈列在美第奇礼拜堂(Medici Chapel)。


离开室内,我们来到圣十字大教堂的回廊庭院。绿草和高大的柏树之间坐着一尊“天父上帝”(God the Father),由16世纪佛罗伦萨雕塑家巴乔·班迪内利(Baccio Bandinelli)于1556年完成。它原本是为圣母百花大教堂的唱经席制作的,后来随着唱经席改造被移出,1843年才来到圣十字大教堂。天父端坐在宝座上,右手高高举起作祝福的手势。这里过去又被称为“死者庭院”(Cloister of the Dead),曾兼作墓地,如今柏树环绕,反而给这尊庄严的雕像添上了一种格外安静肃穆的气氛。


走出圣十字大教堂,我们在佛罗伦萨的行程也告一段落。几天下来,从圣母百花大教堂、到乌菲兹、美第奇家族留下的宫殿与教堂,再到最后这座埋葬着米开朗基罗、伽利略、马基雅维利和罗西尼的“意大利先贤祠”,仿佛把佛罗伦萨几百年的历史重新走了一遍。看得太多,脑子里几乎已经装不下了,却又舍不得漏掉任何一处。直到离开圣十字大教堂,才终于有一种很踏实的感觉:佛罗伦萨,终于看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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